王阳明的最大成就就是心学，接近佛学！都以心为基础。阳明学多了一个行。以心求知，至良知尔后达到知行合一！是突破了前圣的单一认知和二元认知。是对人心的对立统一后的行为指导！就个人而言这就是言传身教合而为一，当可为人师表！至于神一样的存在就拔高了，好像没人做到一样。普罗大众中很多人，都是这样的人。只是过于平凡无法突出。阳明学的突出在于他是公众人物！学说被流传推崇是人心向上，都想过好日子是不变的，一念成佛一念成魔，阴阳随时都在转换！

王守仁，字伯安，号阳明子。因其曾在贵阳修文阳明洞天居住，自号“阳明子”，故被学者称为“阳明先生”，后世一般称王阳明。谥号文成。又称王文成公。赠光禄大夫、柱国、新建伯，隆庆时追封侯爵，称新建侯。万历十二年从祀于孔庙。

大明弘治十二年（1499年）进士。陆王心学的集大成者，阳明学创始人，学说影响甚广，中华文化圈内追随者至今不断。是自孔孟以后又一位儒学圣人。其人才华横溢，功勋卓著。文能提笔安天下，武能上马定乾坤。真正践行了北宋张载那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理想目标。

他最不同于前代大儒的地方就是，对于人本心的研究。虽然君子小人一直存在，但是他的思想是人为不论君子小人心境都是一样的。在他的著作《大学问》就曾言：“见鸟兽之哀鸣觳觫而必有不忍之心焉，是其仁之与鸟兽而为一体也，鸟兽犹有知觉者也；见草木之摧折而必有悯恤之心焉，是其仁之与草木而为一体也，草木犹有生意者也；见瓦石之毁坏而必有顾惜之心焉，是其仁之与瓦石而为一体也。”这种不忍之心、悯恤之心、顾惜之心等等不分君子小人，皆有。

所以他认为心即理，不必求诸于身外而事事物物格致，向内心看，锻炼己心，任何人都能成圣。精炼的来说就是他的四言教所言那样： “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成就自己，成就事业，就要且必须要知善知恶、为善去恶。用行动践行，只是知道听懂是没用的，要用行动与头脑中的想法碰撞，升华自己，达到知行合一。

神一样的存在，倒说不上，但是至今能与其比肩的几乎不存在。传世著作有《大学问》、《王文成公全书》(阳明全书)、《传习录》。在《古文观止》中收录有王阳明的名篇《瘗旅文》、《教条示龙场诸生》、《象祠记》。

王守仁，字伯安，浙江余姚人，早岁筑室于阳明洞读书，因此后来被他的学生们尊称为阳明先生。

他的父亲王华，是成化十七年的状元，官至南京吏部尚书。他自己是弘治十二年的进士，“历”官刑部主事、兵部主事、南京刑部主事、[北京]吏部验封主事、考功郎中、南京太仆寺少卿、鸿胪寺卿、右佥都御史巡抚南赣汀漳等处，以原官兼抚江西，南京兵部尚书；世宗嘉靖六年，以南京兵部尚书总督两广兼巡抚。嘉靖七年病故，享寿五十七岁。

阳明先生虽是典型文人，却颇能用兵，而且善骑善射。在巡抚南赣之时，他肃清了大帽山的詹师富，桶冈的谢志山，浰头的池仲容，费时仅有一年(从正德十二年正月到十三年正月)，平了数十年的“巨寇”。

宁王朱宸濠在正德十四年六月造反，声势浩大，一举而占九江南康，攻安庆，有顺流而下夺取南京之势。阳明先生那时候已经奉命去福建勘查叛军，行至中途丰城，听到消息，很迅速地回到吉安，檄调了八万兵，袭占宸濠的根据地南昌，迎击宸濠于黄家渡，八字脑，樵舍，于宸濠造反的第三十五天将宸濠活捉。

他在龙场悟出了“知行合一”的大道理。所谓知行合一，便是“知即是行，行即是知”，“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知而不行，只是未知。”阳明先生的这种发明，在伦理的范围内容易讲得通。譬如，孔子说某人知礼，决不是说某人单单懂得条文，而是说某人在实践上合乎礼的要求。我们说，某人懂得了孝道，也是在说某人已经在行为上尽到了一个孝字。

阳明先生不仅是要人行善，也要人“不行不善”：“今人学问，只因知行分作两件，故有一念发动，虽是不善，然[自己]却[以为是]未尝行，便不去禁止。我今说个知行合一，正要人晓得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发动处有不善，就将这不善的念克倒了，须要澈根澈底，不使那一念不善潜伏在胸中。此是我立言宗旨。”

阳明先生在江西平了宸濠之乱，几乎反而招祸，忧谗畏讥，在思想上多了一番磨练，才把“知行合一”的观念，发展为“致良知”的教训。“致良知”，是除去“不善的念”，也就是“去人欲’。去了人欲，天理自现。这天理，便是“良知”，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谓“良心”。“知是心之本体，心自然会知。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弟，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然在常人不能胜私意障碍，所以须用致知格物之功，胜私复理，即心之良知更无障碍，得以充塞流行，便是致其知，知致则意诚。”

可见他对于《大学》一书之中“格物致知”四字的解释，与晦庵先生(朱熹)的迥不相同。晦庵先生认为格物致知，是“即物穷理”：“格，至也；物，犹事也。穷至事物之理，欲其极处无不到也。”阳明先生似乎是把格字当作去字讲，物字当作欲望讲。关于理字，晦庵先生以为是“事物之理”，阳明先生则以为是“天理”也就是“良知”；“心即是理”，这便是朱王二家相异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