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维新”前的日本实行的中国上古时期的领主分封制，日本君主只是象征性的元首，所以日本社会从上至下没有形成统一的丶完整的丶稳固的架构，严格意义上来讲，当时的日本不能算是国家而是一个国家集群体系，这与中国夏丶商丶周的社会结构非常相似。而清朝是一个社会结构紧密，国内利益分配清晰的统一而稳固的国家。而且中原王朝自古统驭东方，以天下之主自居，从上至下对外部世界有种傲娇，所以不太屑于接受外来观念，更不愿在文化和体制上向洋人低头。反观日本，一直以来只是个边缘小国，除了被中原王朝压服和向中原王朝进贡外，没什么大的作为，也没有中原王朝的傲娇，当然更不会自我沉迷，自我陶醉。所以日本一旦被西方列强的枪炮声吓醒，就会积极主动的效法西方走上维新强国之路，由于日本社会上层不统一，统治阶层结构不稳固，所以革命不难，走上维新之路成本不高，效果很好。

当时的清朝人依然认为自己是凤子龙孙，天命所归，放不下身段，放不傲娇，不愿低头认栽去效法西方，加上清朝社会结构稳固，社会既得利益集团超级强大，所以进一步阻碍了清朝的改革。因为改革就意味利益重新分配，就是在革既得利益者的命。因此清朝从上至下，从思想到体制都严重阻碍了维新，维新运动也不可能在清朝取得成功。

所以近代亚太地区最先走上现代化道路的反而是日本，而不是清朝。

从国家的政治体系来说，满清的封建制度已经完善无懈可击。也就是说固话了，依靠自身的力量已经无法完成君主立宪的变革。明朝也不行，而日本则不同，始终完全是虚君制度。从各个方面有条件完成君主立宪。再就是，中国的封建帝制的土壤太丰富了。缺乏这样的环境和机制。

就日本明治维新而言，虽然是外力促使。但实际上也是日本自我的需求。日本在明治之前国家是藩幕制，类似现代的联邦制，地方具有实际权力。明治维的最初目的就是让中央有权力即“大政奉还”。中期明治维新中期则是福吉愉则的“脱亚入欧”---实现近代化。明治后期就是富国强兵、制定宪法，成为现代国家。而满清的皇帝始终拥有实际权力。让满清仿照日本行使自下而上的变革根本不现实。第二就是满清在意识上的错误。‘’洋务运动‘’以为学会西方的科技就可以。这显然是错误的，不从制度入手，一切都是空中楼阁。

立宪，就是要限制和剥脱君主的权力，日本天皇本来就没有权力。而中国自古就是皇权至上，你让皇帝革自己的命。这实在是太过天真。应该说，全世界最不忠于皇帝的就是中国，，中国人只是害怕皇权，其实根本不是忠于皇帝，否则中国就不会有朝代更替。日本却很忠君，要不然日本也不会天皇万世一系了。不畏皇权而忠君，这是意识形态上的重要条件。满清不具备，这和是否是异族统治两码事。再就是中国经济结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资产阶级没有形成政治集团，也没有相应的政治势力支持。在意识和政治两个方面都不具备这样的条件，满清的君主立宪自然是不会成功。

而思想固化。缺乏一次剧烈的思想变革运动。思想的凝固使得立宪派无法在舆论支持。皇权的巨大利益以及依附在他们身上的利益集团根本不愿意实行君主立宪。再就是晚清的时局中央政府已经失控。地方已经掌握实权。满清这时候已经没有时机了，如果在过去，满清和藩镇割据已经差不多了。所以武昌起义一爆发，地方分分独立。不到一年。满清倒台。君主立宪制彻底成为历史。一句话，中国没有君主立宪制的土壤和机制。

我是清水空流，历史的守望者。期待你的关注和点评。

道理很简单，大部分中国人不允许。

这种实话说起来非常伤自尊，但却是事实。正如楼下克罗采和春天的回答，日本是走向近代化的进程中施行了君主立宪制，而不是反过来。

大多数中国人谈论历史的时候，都有一种奇异的错觉，就是伟人挥挥手，敢叫日月换新天，但是往往没有意识到，伟人挥手之时，往往是顺势而为，是早已经看到了趋势，才独立潮头。

如果是逆势而为，底下一群愚氓，挥挥手，也不过是对牛弹琴，甚至会被汹涌的潮水拍倒在地，成为“先烈”。

注意，中国从古到今的成功政治家，没有一个是当“先烈”当出来的，他们都是斗争的胜利者，所以，他们的政治选择，保证自己立于不败之地，也就是“保平争胜”才是他们行为的通行逻辑。

正因为如此，哪怕恭亲王、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袁世凯看到了未来，也不代表他们会与天下为敌来做这个“先行者”。

事实上，晚清的中国传统社会，根本没有进行所谓的“近代化变革”的土壤，这一点上与日本有着根本性的区别。

明清以来中国社会的基本经济底色，并不是教科书上胡扯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以长江、运河和沿海地区的发达水陆交通为基础的国内贸易，以及对东南亚的短途海上贸易，非常发达。

借由清政府对于蒙古草原和西域的征服，晋商为代表的汉人商帮的足迹，终于扩展到了草原地带，并与万里而来的俄罗斯殖民者、商人握上了手，用双脚开拓出了一条自汉口起步，以内蒙古归化城为基地，以外蒙古库伦城为中转，贯穿蒙古草原，远达恰克图，甚至莫斯科的内陆贸易网络。

但是，这些发达的商业网络建构的基础，全部是附着于清朝的军事和政治统治之上，包括运河航运的保持，包括对蒙古的军事威慑等等。

这种政治和商业互相依存的经济模式，深刻地塑造着所有受到影响的区域的经济组织与社会形态，周而复始的“旧商业线路”和“旧商业惯例”的“暴利”，让所有与这个体系相关的阶层，包括晋商、徽商、陕商，十三行的行商，乃至于为这些商业体系服务的松江棉布商、苏宁杭的丝绸商、武夷山、祁门的茶商，以及比他们更加卑微和资本微薄的棉农、丝户、茶农，漕运的漕丁、出海的水手等等等等。

没有人想改变，也没有欲望去改变。

如果不是太平天国席卷东南，太平军和官兵、团练们轮流对江南富庶地和长江水道沿线的湖广、两江反复蹂躏，上述这些“商品化”的生活方式会一直维持下去，直到王朝覆灭，社会秩序崩溃，生意做不下去为止。（也就是明末的结局）

事实上，西方人的入侵和世界市场的开启，至少在40年左右的时间里，并没有对这些传统中国主导性的富裕阶层和生产者产生多大的影响，得益于中国人早已习惯的低水平生存能力，尽管各种利润收益不断被压缩，只要能够有口吃的活下去，这些“经济人”就能够熬下去。

这部分人，已经是晚清中国社会中最活跃，也是最开放的一群人，而他们对于“近代化”的兴趣，也薄弱得让你吃惊。

以英国人修建的中国第一条铁路——吴淞铁路为例，当地的绅商并不是傻瓜，也不会拿什么风水、坟地之类的理由要求拆除，反而在当时朝廷上要求拆除铁路的声浪之下，地方沿线的绅商，却对朝廷的督抚大员们情愿，希望能够保留下来，方便经济。

然而，清朝政府的洋务派和顽固派在这一事件上，达成了惊人的共识，在买下这条铁路之后，枕木、铁轨全部拆得干干净净。

为什么？

这里面有一个“政府”主导一切的“权力尊严问题”，即铁路好坏且不论，但是在“政府”没有统一意见的情况下，外国人私自让中国近代化，这是“丧权辱国”！

换句话说，近代化与否，在当时的评判标准，不是今天我们编写历史教科书的那群人所谓的历史大视野，即搞工业，搞铁路，搞新学，这是一种历史的进步，这种进步对于当时的清政府而言，没有意义。

他们关心的是，这些“近代化”是否“可控”，“可控”的基础上再谈“利还是弊”，“可控”放散到当时的民间，就是对旧的生活方式的冲击是否可容忍的问题。

比如，当时清朝督抚反对修铁路的一条理由就是，火车载重量极大，搞起来，沿途的车船脚夫全部失业，会造成社会的动荡。

这种思维，恰恰是弥漫着整个清朝社会的最大公约数，在此条件下，进行所谓的“近代化”，只能是像李鸿章一样，搞“个案”，搞“试点”，让天下人把“近代工业化”的正经事儿理解为李二先生本人的“私心”和“玩物”，这种社会的冲击，才能减少到最小。

事实上，恰恰是李鸿章这些根本没有办法介入到旧体系中的“私心玩物”，为日后中国的近代化进程奠定了基础，比如他的北洋武备学堂毕业生，淮军各个营头都不要，因为他们是亲戚掌军，用不着洋学生。

而北洋海军的一群管带，也是日后中国海军的种子，再有就是他经营的江南制造总局、开平矿务局，盛宣怀搞出的电报系统，甚至于他派出的留学生，都或多或少的在这个不想变化的国家身上，撕开了一道又一道的口子。

反观日本，早在18世纪，也就是1750年左右，日本的德川幕府就已经开始大搞荷兰文翻译，对荷兰文的造船、造炮，军队训练、作战，医学著作大量翻译和引进，在其国内也形成了以“兰医”为基础的“兰学者”群体，在明治维新前，已知名字的就多达9000多人。

在美国佩里舰队逼迫日本开国，也就是所谓的“黑船来航”之后，德川幕府也好，各个强藩也好，都对西方的科技和贸易往来趋之若鹜，日本的传统豪商们，也在积极了解西方人的行为方式，改造自己的行为方法。

可以说，哪怕是当时提着武士刀，大喊着“尊王攘夷”劈砍外国人的日本武士，也大体知道自己国家与人家的差距，他们更关心的是，由谁来组织日本人，与这个强大的外来者对抗，而不是要不要对抗，要不要学习。

正是这样的背景，日本的近代化进程其实早已在其上层形成了共识，争的无非是谁带着日本来进行现代化。

相比之下，同时期的中国的情况，简言之，是连“要不要近代化”这个问题都不要讨论，对于想搞的，你自己搞，自己弄，不出圈子，就当给你块自留地让你自己玩儿了，直到被人一通胖揍，而且是一次又一次地打得鼻青脸肿，舆论终于转向了，原本不想变的人们发现在自己无法控制的情况下，世道已经变了，只好顺水推舟，也要求变革。

这时候，变革就不再是禁忌，所以才有了“清末新政”和“预备立宪”，说到底，就是逼到份上了，真的假的，就算是做个姿态也得做一下了，至于是不是真的能够进步，真的能够实现“近代化”，谁在乎？可能袁世凯在乎？反正慈禧太后是不在乎的。

这种政治人物的政治思维，实实在在地又延续了100年，可算长盛不衰，只有懂得了这一点，才能明白，为什么近代以来，中国的所谓“近代化”、“现代化”总是踩不到点上，不是因为伟人们不聪明，恰恰因为他们“太聪明”，也就不会干什么正经事儿了。

清政府之所以立宪失败，是因为深厚的民族矛盾（注意，不是阶级矛盾），并以慈禧光绪的突然去世为标志。

公元1895年3月17日，中日甲午战争进入最后关头，日军于刘公岛登陆，并摧毁威海卫海军基地，李鸿章处心积虑的北洋水师全军覆灭，这也标志着清政府“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洋务运动”彻底失败。

于是一个新的问题摆在了清政府眼中，既然洋务运动都不行，我们接着要怎么做才能振兴中国呢？日本那么牛逼，那我们学日本好不好。

于是清政府派五大臣出国考察别国的政治环境，特别是日本的。公元1908年8月27日，慈禧以光绪（此时光绪被囚禁）的名义颁发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宪法性文件《钦定宪法大纲》，而这个宪法大纲正是完全抄袭日本明治维新时候所颁布的《五条誓文》，但是他们却又有本质的区别。

日本最初的 《五条誓文》毫无疑问是包裹着中央集权，表面上全民平等的封建属性宪法，因为向民众传达了政府积极向西方学习和改革决心，所以得到大家的支持。

但是清政府不一样啊，日本天皇在百姓心中名声并不差，百姓很容易接受天皇的特权。但是清政府当初在百姓心目中都烂透了，他们还在《钦定宪法大纲》直接写着：

“凡法律虽经议院议决，而未奉诏命批准颁布者，不能见诸施行“

“凡一切军事，皆非议院所得干预”

“国交之事，由君上亲裁，不付议院议决“

“当紧急时，得以诏令限制臣民之自由”

《钦定宪法大纲》一共23条，其中14条讲的是怎么维护君主权力，而且就单上面几条，如果说明治维新《五条誓文》是新瓶装旧酒，清政府所颁布的《钦定宪法大纲》瓶子都没换，就换个标签，简直愚蠢至极。

这样的做法导致了议会实际上基本没什么权力，自然就受到了当时以汉族为代表的立宪派的发对，深厚的民族矛盾加上毫无诚意的宪法大纲。因为立宪派根本述求是满清皇室下放权力，日本则不需要天皇下放权力，这使得清政府这部宪法根本就没人理。而随后慈禧和光绪的相继去世，则代表着中国君主立宪的彻底失败。

这个问题之所以引起了这么大的争论是因为提问者自己本末倒置了，日本是走向了近代化然后实行了君主立宪制而不是反过来因为实行了君主立宪制实现了近代化。

（明治維新今天被看作是一个开启民权反对专制的改革，但事实上明治的自由民权运动和明治维新完全是两个彼此斗争的运动。王政复古之后的日本确实约束了君权，因为天皇本来就没有什么权力，但约束君权是为了让寡头把持权力而不是如他们许诺的那样广开会议搞立宪。）

明治维新里大政奉还、王政复古、小御所会议发生在1867年，伏见鸟羽之战发生在1868年，天皇进入江户城，改江户城为东京也是1868年。换而言之倒幕的事业到1868年就基本上完成了，但是颁布宪法是在1889年，第一届国会召开是在1890年。在这之间存在这二十多年的“有司专制”时期。日本的近代化道路是在这段“有司专制”时期里决定的，颁布宪法召开国会实行君主立宪制也是在这二十多年的有司专制时期里。

在这二十年多年间执掌明治政府的“明治元勋”们，在内部受到被他们排挤出政治中枢的倒幕四强藩里的佐贺藩为首的九州派，还有土佐高知藩为首的四国派的猛烈攻击，在外部则遭到幕末战争中战败的旧幕府的关东派，和奥羽越列藩同盟为首的东北派的猛烈攻击。最终不得不颁布宪法和召开国会。

（帝国宪法模仿了普鲁士式制度就是为了让政府能够尽可能的不受议会的约束）

虽然召开了国会，但是明治元勋们依然不愿意和这些政治上失意的反对派分享权力，所以竭力在宪法和政治运作上强调政府对国会的独立性。形成了“萨长藩阀”独霸政府，而所有的其他诸藩势力则转而支持民党的局面。比如说日本第一大党立宪政友会的四股主要势力就是关东派、东北派、九州派和四国派，也就是佐贺、高知、幕府和奥羽列藩同盟的势力。

而反过来随着立宪政治的发展，萨长藩阀已经无力继续超越于国会之外独霸政府，所以只好和民党合作，比如伊藤博文就和旧自由党的党人势力结合组成了立宪政友会。山县有朋虽然本人一直批评伊藤的这种做法，但是以山县的“副官总理”形象出现的桂太郎自己却也组织了日本的第二大党立宪同志会，也就是日后的民政党。

（诸藩的不同立场是理解近代日本史的一个非常有趣的角度，比如说山本五十六就是贼藩长冈，海军的那个亲英美的大臣米内光政和陆军的极端派大臣东条英机还有最初的党人总理原敬三个人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是贼藩盛冈人）

这种和明治寡头结合产生的政党其实本身就是违背民主制度和立宪制度的游戏规则的投机行为。立宪政友会的缔造者之一，著名的党人星亨就说过“日本的体制与欧洲宪政国家不同，在欧洲只要赢得大选就一定能够组阁，但在日本没有元老的奏荐即使赢得大选也无力组阁，所以必须和元老合作，甚至推戴元老来作党首。”政友会实际上是对组阁已经绝望的民党和觉得自己没有党人的合作就玩不远的伊藤博文个人的合作。与其说是立宪政治不如说是寡头政治与政党政治的互相利用和妥协。

明治国家第二大党的民政党，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实际上是由党的总裁加藤高明一个人提供党的日常经费的。在护宪运动时期民政党的干部和犬养毅的立宪国民党的干部主张合并，为了让犬养毅面子上好看提出新党不采取总裁负责制而采取总务委员合议制。对此加藤高明只说了一句话就让两党合并的事件直接告吹，他说“过去民政党是我一人负责费用的，今后采取委员制我拥有多大的发言权就提供多少比例的经费，如果是十个委员会我就出十分之一，五人委员会我就出五分之一。”然后合并事件就不了了之了。

（从左到右财阀子爵涩泽荣一、贵族院重镇子爵伊东巳代治、人生赢家子爵加藤高明）

但是加藤高明自己虽然是东京帝大毕业，但出身不过是个代官的手代而已，哪来的钱养活日本第二大政党？看看他的履历书你就会发现，这位老兄1881年帝大首席毕业之后进入三菱财阀，1887年却离开三菱当了公务员，先是是在大藏省当银行局长，之后进入外务省通过给外相大隈重信当秘书一路当到外交大臣。

为什么？因为1886年他结了婚，娶了三菱财阀的岩崎弥太郎的长女，成了三菱财阀的女婿。然后第二年就当上了银行局长，然后一直用妻子娘家的钱搞政治养活日本第二大党，一直到自己当上总理。这样的政党和这样的政治能叫立宪政治么？

不但外国人拿日本的立宪政治当笑话看，日本的民众也一样不信任这样的立宪政治。大正政变的时候愤怒的民众不但砸了政府，也一样砸了立宪政友会本部和报馆。说明日本的民众不但不信任把持国家的寡头，也一样不信任和寡头同流合污的政党。

甚至是一直高唱宪政常道的党人政治家自己也同样不信任日本的这种宪政。田中毅一被天皇直接罢免之后，政友会的前田莲山去拜会负责奏荐继任首相的西园寺公望，西园寺公望是前任政友会总裁，也是日本维持宪政常道的典型强力政治家。但是当前田莲山试探说如果政友会赢得大选能否再次奏荐田中大将的时候，西园寺回答“那政友会最好不要赢得大选。”甚至直接说“依我看政友会内阁也好民政党内阁也好归根到底都是陛下的内阁。”

（事实上明治国家畸形的政治制度是昭和初年民众不满以军部法西斯运动的方式发泄出来的根本原因，日本近代的法西斯化和战败是明治维新的必然结果）

事实上日本一直到近卫新体制废除多党制的那一天都没有真正建立起立宪政治。说明日本的近代化实际上和它的政治制度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关系。近代以来我国人有一种普遍的政治体制迷信，《大公报》那句著名得话“专制国与立宪国交战，专制国无不败，立宪国无不胜。”就是这种政治体制迷信的典型。事实上明治维新和之后的日本近代化是典型的寡头集团治国取得成功的典范，而一旦大正“德谟克拉西”运动，也就是大正民主运动勃兴，日本就走向了军部法西斯和世界大战的道路。而这一点正是我国政治体制迷恋症患者所不愿意面对的一个现实。

因为从制度上来说，两国有着根本的差别。

首先说日本，日本走的君主立宪跟德国一样，都是君实宪虚。在明治维新以前，日本的社会是类似于西欧的封建社会一样的社会结构。将军=国王，天皇≈教皇，大名=封臣，武士=骑士。同样的社会，就方便同样的变革。所以当日本要变革成西欧的制度时，所面临的阶级问题在欧洲有着大把的经验，基本上只要注意加照抄就可以成功过渡。这也就是说日本为什么身处亚洲，却像一个欧洲国家的原因。

那清政府呢？当然不是，19-20世纪的大多数政治家和史学家都很狭隘的认为人类制度的走向是一致的，这其实是个误区，严重的误区。因为很明显，中国从战国开始，封建制度就已经瓦解，秦朝以后，中国是以中央集权的皇帝帝国为主要表现形式。撇开中国漫长的制度演变过程，单看元明清这三朝，皇帝的专职独裁，是中国这个老帝国的标志，而在西欧社会，这种制度少之又少:英国还没独裁起来就被革命了，法国在独裁和共和中反反复复，最终还是走向了共和，普鲁士建立的德国 是一个军国主义的新国家，纯属西欧特例。所以很明显，西欧的社会变革并不适合中国。就算要强行改变，也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数十年的民众教化才行。

事实上在蒙古中断了中国政体的进步进程之前，中国的社会发展是世界上最前卫的，到了宋朝，皇帝与士大夫共职天下已成为了趋势，文人的“民主”，将是中国古典社会自由发展的结果。然而蒙古人的中断，让中国的社会倒退回了唐初的水平，明朝也是，清朝更是，皇帝的独裁愈发的严重，在这个情况下，与中国社会状况最像的欧洲国家，其实是俄罗斯。

同时期的俄罗斯，也在为了缓解国内局面而不断寻找出路，很显然，模仿西欧的改革其实加速了罗曼诺夫王朝的灭亡。这点和清王朝一样，一单放开改革，清王朝必然灭亡，因为农民的问题得不到缓解，虽然佃农不是农奴，但是日子也是过不好，晚清此起彼伏的农民起义就是表现。在中央，完全放开改革势必就将皇族大臣都革除去了，这是霸气领主不能容忍的，同样，在俄罗斯，贵族们也不同意沙皇革去自己的权力。到时地方动乱，中央混乱，国家也就亡了。

所以要想变革，唯一的出路只有革命。把一切都打翻了，重新分配。因为中国的路没有参照，只能自己摸索。

谢邀！@老王闲话2018

这类问题，过去个人也探讨过几次。其实，个人认为，这其中最根本的原因，我们可以归结为历史惯性。

所谓为的“历史惯性”，其实就跟我们物理学上的运动惯性，原理是一样的。

如果我们把中国和日本都看作是一个物体，把封建制度比作是一种历史运动。那么，我们的封建制度自秦始皇一统六国到鸦片战争爆发，已整整走过了两千多年，而且期间还不断的做加速运动。毕竟封建制度是不断深化的过程，到雍正年间，随着军机处的建立，中国的君主专制达到了顶峰。

所以说，我国的封建思想，早已根深蒂固，深入骨髓，渗透到每个国人的骨子里头。

而与之相比，日本是没有这么严重的！严格来说，他们是从大化改新时起，才开始学习中华文化，学习封建制度。不论是时长还深度都比不上中国。日本这个学习过来的封建制度，并不深入，明显居有日本国小、民族单一的特色。

在物理上，一个物体速度越大，重量越大，其惯性也就越大，要停止运动所需的力量也就越大。

同理，我们的封建化无论是体量，还是时间，都比日本要大、要长。因此，要想让封建制度消停，要让历史的轨迹发生转变。我们的难度就比日本大，需要付出的代价自然也要比日本大。这是最核心的原因！

当然，除了这个原因，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统治力量的不同。我们的洋务运动主要依靠的，是汉族的有识大臣，比如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他们都是汉人，很不幸的是，清朝是满人政权，而满人是少数民族，他们与主体民族汉人之间，本身就具有不协调的民族矛盾。

明智维新就不一样了，日本的单一主体民族和族，始终掌握国家领导权，民族矛盾影响微乎其微。而且，明智维新是广大下级武士的革新势力和出身豪农豪商的志士，联合与幕府有矛盾的西南强藩和皇室公卿等一众势力，以“尊王攘夷”为口号推动的。

并在倒幕运动中，改革派势力通过戊辰战争，击败了保守势力，最终实现全国的一统，为改革扫清了一切阻碍。

这些都使得日本有了更为优胜的改革条件，而反观清朝，是不存在的。因此，清朝对于主体民族而已，是需要被推翻的对象。

中日甲午战争，直接打断了满清的脊梁，也将国人从“天朝上国”的美梦中彻底打醒过来。此后，即在民间与官方都掀起了向日本学习的热潮。在政治上，仿效日本进行君主立宪的改革的呼吁，也自然越来越高涨，然而，为啥满清最终却没有通过君主立宪而自我挽救呢？

抛开其他因素，单论中日两国的社会形态的迥异，就决定了满清不可能实行君主立宪。我们被熟知的社会形态，分为五种，即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其实，这是按西方的社会进程划分的，而并不适用於中国。

过去我们把商周王朝称为奴隶社会，其实，商周却是实实在在的封建（封土建国之意）社会，商周时期的社会形态与西方的中世纪更相似。而自秦始皇统一天下，却是废分封，行郡县，建立了集权帝制的形式（最早的集权帝制，出现在两河流域，闻名遐迩的波斯帝国即是集权帝制形式）。秦灭亡后，汉朝建立，虽是实行了郡国并行制。但不久，汉王朝就见识到了地方封国太重的厉害，自七国之乱平定后，汉王朝实行“推恩令”，使诸侯国越分越小，以致无力与中央对抗。

自汉以后，就几乎很少有大的封国出现，而至明清，中央集权已达巅峰。而满清又系渔猎游牧民族入主华夏，其自身具有很深的奴隶制残余，而与华夏的集权帝制相糅合。所以，满清的中央集权更是空前绝后。

而中央集权与君主立宪却是背道而驰。日本可以君主立宪的很大原因，就在於明治维新之前的日本是一直都是封建形态，无论是丰臣秀吉还是德川家康统一的日本，都是一种形式上的统一，而当时的日本仍然是“政出各藩”，各藩的武士也只效忠於各自的藩主。明治维新，虽是以“天皇”为旗帜，但本质上却是日本的西南强藩抬出来的。所以，日本的政治受到地方藩阀所左右，例如长洲藩主导日本陆军，萨摩藩长期主导日本海军，日本天皇在很大程度上也只是顺从“民意”而为之。

而满清却不同，权力集於皇室，大臣只知道磕头如捣蒜，一切全凭皇上圣裁。享受权力高度集中滋味的人，又怎么会轻易放下手中的权力，去搞什么君主立宪呢？所以，支持康有为梁启超搞"百日维新”的光绪，也不过是从没有真正掌握实权的傀儡皇帝的想法而已。而对於当时满清真正的“皇上”慈禧来说，君主立宪却一直是其深恶痛绝的。所以，直到满清王朝要进棺材板的那一天，还在搞“皇族内阁”来糊弄百姓。

而从欧洲的近现代史，也可以得到例证。在西欧诸国之中，唯独法国爆发了如此跌宕、汹涌的大革命呢？这在於西欧诸国在中世纪普遍实行封建制，君主的权力并不十分强大。而法国从路易十四（太阳王）时期，削弱了贵族的力量，而建立了绝对王权政治。绝对王权政治，虽可以使一个国家在短时期内迅速强盛，但会使国内矛盾长期积压。欧洲其他国家，君权受到各方势力的制约，更容易走改革的道路以缓解社会矛盾。

而极权政治的国家，很难通过改革以缓解社会矛盾，唯有通过革命以获得。沙俄十月革命也是如此，沙俄受蒙古统治二三百年，受东方集权政治影响较深，君主权力过大。此亦是为何日本可以通过明治维新而实行近代化，而满清就必须通过革命才可走向近代化的原因所在。

19世纪末，日本通过明治维新等一系列政策改革通过了君主立宪体制，使国家走向近代化和强大，而20世纪初的那几年，满清在覆灭的最后两年，也开始实行君主立宪，意图将孱弱的满清带向强大，但是事与愿违，满清的君主立宪最终变成了一场闹剧，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样一场看似顺利成功的改革最终走向失败呢？

中间最重要的原因莫过于整体国民素质的低下，中国地域辽阔，民族成分多，较难管理，加上多年的半殖民半封建统治，使得顶层统治者不在为开放做出努力，最终演变成了皇族内阁，而底层人民根本不知道君主立宪为何物，他们将选票换成粮食，将权力变成复仇的工具，处处刁难满清政府，上不为，下威逼，这样的状况下，发生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的君主立宪在经历了2年之后就草草结束。

而分析这场闹剧最直观的表现就是君主立宪的准备时间，一般来说，从皇权过度到君主立宪一般需要很长的准备时间，如英国光荣革命经过了30年的准备时间，日本的明治维新经过了15年的准备时间，而中国的立宪过程只经过了短短3年不到的准备时间，因此满清从上至下都没有为这一场近代化改革作出应该有的准备。

但是日本真的走入的是健康的近代化么，答案也是否定的，由于民族的特殊性，中国和日本在现代化过程中都跌跌撞撞，如果没有充分的时间作出准备反应，结局一个走向灭亡、一个走向疯狂。

相对于日本，满清统治者还有一个棘手的问题，那就是民族问题。

接受君主立宪、走向近代化可不紧紧是学习西方技术那么简单，他还会带来整个国家在政治体制上的巨大变革，还会带来民族自决等民族主义思想，而这种变革会大幅削弱满洲亲贵的权益，这是满清统治者无论如何不能忍受的。

（要想成功近代化必须要同时接受西方思想）

满清自立国以来，虽然嘴上说汉臣满臣一视同仁，但落到实处，向来是将满臣当做自己人，汉臣当做外人，在统治稳固时，这点还不明显，到了风雨飘摇的19世纪，这点显得越来越明显。

鸦片战争后，由于中央政府的权力被削弱，地方汉族地主的势力大幅增加，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这些人虽然名义上服从满清，但是暗地里早就不停指挥了，这从庚子国变就能看出来。

不管慈禧向11国发动战争有多么愚蠢，按照传统的君臣之道，作为清朝的臣子，都理应不惜代价的增援中央。但事实却是，李鸿章、袁世凯、张之洞等人皆无动于衷，眼睁睁看着慈禧被赶到陕西。其中张之洞更是擅自和各国签订东南互保条约，公开违反慈禧的圣旨。这实际上已经说明清朝的统治危在旦夕，汉族地主早就不听命令了。

（东南互保条约的签订证明汉族地主早就不听使唤了）

汉族地主们的实力做大让慈禧产生了极大的恐惧，他发现自己已经过多受制于汉族地主，一旦整个国家接受了西方传来的民族主义思想（与近代化是同时伴随的），那么满洲贵族统治的崩塌将不可避免。孙中山的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已经在知识分子中传播。

这一点在之后的慈禧新政中暴露无遗。

由于庚子国变，慈禧痛定思痛，决定锐意改革，但是新政中，凡是经济措施一并应允，政治改革却一再搁置。削弱盐铁专营，大幅让利给私人企业、开放金融市场，减少政府干预，这些削弱中央政府的决策，慈禧几乎想都没想就答应了，唯有开议会，实行立宪，慈禧一直支支吾吾。

慈禧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他十分清楚，大清帝国是一个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国家，八旗子弟之所以能享受种种特权，什么都不干也能享有荣华富贵，全在于满清皇帝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一旦权力被议会和法院大幅分担，君主成为了英国女王那样的虚君，那么谁来保障满洲贵族的利益？

与大幅参与商业、军事、政治的英国贵族不同（英国王权被限制恰是贵族们推动的，旨在扩大自己权力），由于养尊处优，满洲贵族往往没有一技之长，完全耽于享乐，对国家没有丝毫贡献，而原本被认为是国家主力的八旗也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被证明不堪大用。事实也确实如此，袁世凯死后，民国军阀立即断绝了给满清贵族的物资供应，很多立即穷困潦倒，北京最底层的人力车夫很多就是原来的八旗，因为没有一技之长，只能干卖体力的人力车夫，其与之前的奢靡宛若隔世。

（失去了满清政府给予的特权，很多八旗子弟都成为了落魄的人力车夫）

慈禧看出了这一点，所以他在政治权力上丝毫不让步，她死后，载沣组建皇族内阁，内阁成员大部分为满族亲贵，一时间搞得举国哗然，袁世凯，张謇这些满清高官都彻底失望。

实际上回顾这个时代，所有多民族的大国都在民族主义的冲击下解体，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皆因民族矛盾而解体，满清因为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先天缺陷，如此也是必然。

反观日本，则好的多，日本完全是一个单一民族的国家，与西方的民族主义一拍即合，整个国家立即投入到了效法西洋，振兴日本的共识之中，不存在八旗贵族那样的寄生虫阶层，地方贵族是地方的实权者，大幅参与实际的商业和统治，君主立宪正是这些愿意接受西方的开明贵族主动拥护天皇建立的。

（作为单一民族国家，日本实行改革的风险要远小于清帝国）

因此，日本不存在清帝国这样错综复杂的多民族病。

虽然满清拒绝改革跟中国历代的文化自大、士人阶级的阻挠、集权的惯性都有关，但不可否认民族问题也是其拒绝政治改革的原因之一。

满清帝国的问题，和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并不本质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