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最初没有战略文化。随着超大型共和国和中央集权政府逐步确立，才开始把眼光投向世界，此后形成了两种颇为对立的战略文化。似可叙述如下：

一，新世界/旧国家

保守派认为美国的根基深植于中世纪，具体说是都铎王朝的普通法传统（亨廷顿），其次是新教。因此是新世界里的旧国家。但这种理论无法抹去汉密尔顿一系所追求的「超大型共和国」及其中央集权政府的事实。因此，美国一旦把眼光投向世界，就会触发两种倾向。

一种倾向是「美国例外论」和「孤立主义」，这种倾向的根基相当深厚，因为美国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地球上最古老的国家，它的日常生活仍沿袭着中世纪的【王法】（普通法），虽然「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但总体说来，截止到冷战时期也并没有太大变化。只要陪审团还在用常识看待案件，法官仍受到尊敬，新教牧师仍能教训庶民，美国例外和孤立主义就不会消失。

第二种倾向是「超大型共和国」派生出来的，那就是纯粹的干预，对外部世界的介入。区别只在于：用什么名义干预世界，目的是什么？一般认为，「威尔逊纲领」是美国干预主义的开端。可以看到：它的支点是激发了新教传统，利用民众的基督徒的道德意识支持国家的外交行动。有了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此后就不断的干预世界，并逐步形成自己特殊的战略文化。

二，几种生命力比较强的战略文化

美国外部政策的根基已如上述。它的极限是不能触发孤立主义，一旦触发，就会猛烈的收缩。它也很难动员，因为民众一般来讲对外部世界不感兴趣。美国人绝大多数不知道世界地图，指不出沙特或者菲律宾在地图上的具体位置。所以，美国政治家会变着花样的去寻找干预世界的理由。

一种是「离岸平衡」。这种战略由于带有浓厚的盎格鲁-撒克逊色彩而比较容易实行，它不太会触犯孤立主义。所以，这点可以看成美国战略文化的基石，无论范围大到全球，或小到北美洲，美国都会主动塑造一种对自己有利的均衡格局。在这个基础上的著名战略很多，例如「实用主义」、「现实主义」，均势主义，「边缘地带」、「全球治理」理论等等。

一种是救赎世界的战略文化。历史上，它总是变着花样出现，最初是威尔逊主义，然后是人权论、颜色论等，最典型还是【锡安主义】。锡安主义巧妙地把对外干预与美国例外论和新教传统相融合，让美国人认为推行价值观是神圣的历史使命。这种思想很容易出发孤立情结，被强行拉回来。但用不了多久，新理论又会横空出世，再次对外主动干预。

总体上说，美国战略文化就是如此，它有很明显的边界，即孤立情节。它首先要激发干预动机，说服选民，而后才能制定具体战略，所以它的战略文化会不断创新，难以掌握。

美国的治国方略和战略模式非常具有特色，这套模式虽然很粗糙，但是管用，而且非常契合美国文化，而且到今天为止，基本上在关键时期基本上都比较管用，所以在美国社会中具有较高的接受度和认可度。应该说，不管我们对美国的这种战略文化提出什么样的批评，但它的确管用、的确能够帮助美国完成自己的任务。

按照美国学者科林·格雷的观点，美国治国方略与战略文化传统的形成贯穿于从殖民地时代开始的整个美国历史之中。

第一，美国治国方略与战略文化传统的形成与美国殖民征服和西进运动紧密相连。美国从殖民地时期开始，在征服北美大陆的过程中，要面对各种各样的情况。美国人这种征服北美大陆过程中形成了一种对于自然距离的尊重，换句话说，无论是在殖民地时期，还是在西进运动时期，只有那些准备充分、尽可能考虑到在荒无人烟的北美大陆上只能依靠预先准备的物资的那些人，才能够活下来。正是这种经验，造就了美国人对于后勤的重视，正是这种对后勤的重视，优化了美国的军事表现。事实上，美国将领并非像拿破仑那样优秀的天才将领，战略或者作战指导只能说中规中矩，美国军队的作战技巧也并非最优秀的，甚至其武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也很难说处于最先进水平。但是，正是美国人征服北美大陆的历史经验带给了美国人对后勤的重视，这种对后勤的重视，优化了美国人的军事表现。

第二，来自于拓展边疆的经验和长期缺乏劳动力的历史造就了美国人的攻城狮式（没写错，嘿嘿）的处事风格，把一切难题都简化为技术问题，专注于具体问题的解决。征服边疆的经验告诉美国人，技术，尤其是机械化交通运输技术（就是那种拉着全副家当和全家人的大车，既是交通工具，又是挡风避雨，躲避攻击的家和堡垒），这对于他们是否能够活下来至关重要。美国人在征服荒野过程中，由于在荒野，除了自己（最多是和自己同行的一批人）之外，得不到任何社会性的支持，因此如果想要在荒野中生存下来，那就需要自己解决遇到的一切麻烦。这样就形成了美国人特有的实用主义，而这种实用主义进一步转化为一种工程式的，专注于解决具体问题的处事方式，把客观境况看做是单纯的技术性问题。在加上自从美国建国后，一直所不得不面对的劳动力，尤其是高度熟练劳动力的短缺问题，使得美国再一开始就重视技术、尤其是采用机器代替人力的重视。美国人对于人力资源的高度重视和对战争中使用机器的偏爱，正是来源于拓展边疆时期的地广人稀和一直到19世纪的严重的人力资源短缺。

第三，美国战略文化传统的形成还与美国例外论，相信美利坚民族天定命运的神话紧密相连。在美国人看来，他们在国际事务中清白无辜，乐善好施，再加上北美的富饶造就的美国梦，使得美国人将成功混同于没得。而美国历史上绝大多数民族努力，尤其是紧要关头的民族努力，都成功了。这样的历史必然造就了美国人在国家安全问题上的乐观主义。

第四，无论从那个角度来衡量，北美大陆都是及其富饶的。从这个角度来说，美国是一个从所有角度来衡量都具有非凡规模的大国，这种规模优势鲜明的影响了美国的战略模式，简单来说就是用钱砸死对手……。

第五，美国例外论带来的另外一个推论是，美国人相信美国式的民主注定主宰整个世界。（这五个影响因素中关于美国例外论的详细内容，可以看我对什么是美国例外论这个问题的回答，具链接是：
https://www.wukong.com/answer/6573399467716772103/?iid=36748641943，这里就不重复了）

根据美国的治国方略和战略文化传统形成的历史文化背景，科林·格雷认为美国战略文化具有八项显而易见的特征。

第一，漠视历史。美国是新世界。研习历史在美国不受欢迎。美利坚是个从头开辟新天地的所在，有看似无垠的前景和无穷的机会。历史和历史经验同样地得不到美国人的尊重。美国不仅漠视历史经验，而且它的文化是积极地反历史的。由于极少历史负担，每项新的政策审视都大胆地抓住未来，重新发现一目了然之事，以新的方式犯老的错误。

第二，工程学风格和技术式解决。真正的美国国家安全思维之父是约米尼，而非克劳塞维茨。约米尼将战争当作一门艺术来描述，然而他对确定性的追求，他对简化复杂含糊之事、将其变为寥寥几条看似简单的原理的执迷，同样是美国军事思想和军事实践的特征。国内历史经验产生了一种信念：美国人的技术知识将给每个难题找到一个解决——通常是技术性的解决。美国的备战和战争方式侧重技术和后勤，而非政治上的良好识见和作战上的精巧灵敏。机动，尤其是在战略和作战层次上的机动，是美国军力的特长。然而，对运输技术的充分开发利用是军事效率的一项必需但非充足的成分，美国的军事风格通常是呆板的。

第三，缺乏耐心。美国是个对很晚才能获得回报的长期投资少有耐心的社会。美国人绝对不喜欢与难题共处，忧心忡忡，直到找到精妙复杂的解决方案为止。在面对困难或者是限制时，美国社会总是以解决难题的工程师精神去直面难题。

第四，无视文化差异。美国社会相对孤立地置身于北美大陆，加上它对付弱敌大为成功，因而使得美国人盲然不知在战略（以及其他）方面的文化多样性。这一点对它的国家军事战略选择有重大影响。美国人虽然是移民的后代，却一般未去研究别的社会的战略文化。但是，美国的战略文化是在一个有多种战略文化存在的世界上起作用的。缺乏置身处地式的理解既暴露出超级强国的妄自尊大，也反映了隔绝自处的地缘状态。它往往致使决策者对事态的趋势和含义盲然无知。美国例外论的神化，造就的是一种危险的战略文化傲慢。

第五，大陆观念与海洋情势。美国是世界头号海军强国，但是美国不是一个天然的海上强国，其战略文化也不由海洋视野和海权观念主导。鉴于疆域规模、成功的历史经验与其缺乏耐心的民族性情，美国的战争方式本质上是大陆性的。美国人偏爱经历大决战的危险来追求速胜，而不愿采取较慢的海上包围方式。美国的陆海混合属性对于战略抉择的影响是复杂的。

第六，对战略的冷漠。美国人对于战略的冷漠的原因很多，包括美国物资丰裕；美国人从事的大多数冲突的意识形态性质；大洋环抱带来的阻隔性战略裨益；陆上邻国的羸弱无力；一位局部的欧洲代理人——英国及其海军——起的作用；成功导致的懈怠疏忽，等等。传统上，美国的方式是将战争和战略简化为狭义的军事努力。然而，国家忽视战略的本质就要自遭灾祸。美国有幸的是，它倒霉是在越南，而不是在与主要大国爆发的主要战争之中。然而，战略不是一个防护恰当的社会可以用来实现自身目标的万应灵药。美国在越南的战略表现如此可悲，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有一种较好的战略便可获得成功。不适宜的政策选择如同作战无能或战术拙劣一样，可以导致战略的失败。

第七，诉诸武力：姗姗来迟但规模巨大。作为一个大众民主制国家，美国不适于为有限的政治目的灵巧地使用武装力量。美国是个大国，在公众确信其必要时能够在大任务上有极为出色的表现。然而，如果试图开战而没有取得美国人的支持，便很可能失败。就任何并无明显生死存亡涵义的事业而言，一个大众民主制国家的政府只有在军事行动短促、成功和伤亡很少的情况下，才有望获得公众支持。在美国人的传统观念中，和平一向被当作人类正常状况，也是不说自明地值得想望的状况。因而对大多数美国人来说，只有邪恶的人或邪恶的事业才出于侵略性原因制造战争。美国人并不迅速诉诸武力，但在他们作为唯一例外国家的公民动武的时候，他们要的是巨大的胜利。

第八，规避政治。美国将美洲印第安人造就的政治挑战，或在欧亚两洲的险恶帝国造就的政治挑战，转化为军事问题，并且通过使用巨量机器的战争予以虽不雅致、然而决绝的解决。冷战岁月里的美国战略研究以威慑、有限战争和军备控制为理论上的三大中央支柱，但是这些研究却是全然非政治的。

科林·格雷，“核时代的美国战略：1945-1991”，载威廉森·莫里编著，《缔造战略》。

遵重人权，讲法治。将人正当的生存权利看得很重。的确是利用法律将人用一个不断进化的生物来正确保护。有我们值得学习的地方。

是由精英发现问题，利用国家机构，挑起引导利用民众矛盾，并转变矛盾输出方向，达到所谓的国民一致利益。看是顺应了民心，实则达到少数人的政治目的。也就是把民众当成乌合之众来对待。

美国战略文化，以对立为主。

可以参考我们的文化，我们的文化，以统一为主。

一正一反，构成矛盾。

对立，是战争，是制裁，是枪支合法，是个人民主与自由，是极端，是恐怖主义。

对立，是以暴制暴，是无休无止的以暴制暴。

这就是美国的战略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