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朝的“举孝廉”制度（察举制），作为一种历史产物，它也经历了从产生、发展到消亡的过程，它延续了400多年，为中国封建社会第一次大发展，发挥了重大作用。“举孝廉”制度是汉朝的选拔人才、任用官吏“察举制”制度一个科目而已，它是如何从先进走向了落后呢？听我慢慢道来。

一、中国古代选拔人才任用官吏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1）、夏商周朝的“世卿世禄制”：那时候官吏是由贵族世袭的，一般百姓根本没有机会做官。

（2）、汉朝的“察举制”：这是一种自下而上的选拔人才，任用官吏制度。相对于“世卿世禄制”，它有着巨大的社会进步意义，在这种制度设计下，一般老百姓也有了做官的可能。察举制延续了400多年，对汉朝社会产生了重大的积极意义。

（3）、隋唐开始的“科举制”：“科举制”是在“察举制”的基础上发展演化而来，它一直持续到1912年末代皇帝溥仪退位，延续了1300多年，是中国最重要的选官任用人才制度。

二、“察举制”的先进性

汉高祖刘邦建立西汉伊始，就深深认知到人才对国家治理的重要性，自己可以通过“马上打下江山”，但绝不能“马上治理天下”（武力治理天下）。汉高祖建立政权一开始，就下令让由地方官吏广罗人才，并推举到中央来，开创了察举制的先河。察举制之后历经汉惠帝、吕后、“文景之治”，到汉武帝时期，形成了完备的制度设计。

汉代察举制的科目，分为常科和特科。增加科目尤以特科为多，是根据对专门人才的需要而设立。常科包括：孝廉、茂才（秀才）、察廉（廉吏）、光禄四行。特科包括：治剧、兵法、阴阳术等。

在察举常科中，“孝廉”是最重要的一科。孝，是指孝敬父母；廉，是指清廉勤政。举“孝廉”之后，人才官吏前程远大，升迁较快。

相对于“世卿世禄制”，“举孝廉”（察举制）不再将官员人才局限在贵族之内，而是向天下广罗人才，在民间为汉朝搜罗了很多名人志士，像东方朔、董仲舒、司马相如等等，他们入朝为官后，为汉朝的发展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三、“察举制”的弊端

由于“察举制”的人为因素占的比重比较大，到了东汉末期，它的弊端逐步显现出来。朝廷官员在举荐时，一般都选择自己熟悉的人、逐步形成自己的势力集团，更有甚者，有些官吏再举荐时，直接选择自己的亲属，这就形成了变相的“世袭制”。在东汉末年，出现的“四世五公”、“累世公卿”（如袁绍等），就是这种弊端的典型表现。

“察举制”是中国古人在选拔人才、任用官吏的一种创举，对于“世卿世禄制”是一种巨大的社会进步。虽然察举制在后期，表现出制度上设计的缺陷，但不可否认，它为两汉凝聚了人才，为中国封建社会第一次大发展发挥了巨大作用。

“察举制”作为一个承上启下的制度设计，在中国历史上发挥了作用。自隋唐开始，古人在察举制的基础上，又设计出另一种选拔人才，任用官吏的制度“科举制”。这一制度沿袭了1300多年，为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中国之所以能成为世界上的文明古国，科举制发挥了它巨大的作用。

西汉初年帝王将相出身大多是布衣。汉武帝时期干脆把选拔官吏制度改为察举制。呈现出“群士慕向，异人并出”的勃勃生机，造就了汉王朝成为当时的文明大国。

“察”是皇帝征召查选，“举”是地方往上推举。“察举”举“孝廉”，标准是“德”，以“德”为上。地方决定你当不当官儿，中央按“才”决定你当什么官儿。地方权力要大于中央。

“德”是没办法量化的，不利于考察。越是虚的标准越容易做手脚。因为“德”不可测，所以到后来察举制就渐渐变得腐朽了。因为黑箱操作的空间太大。

居然出现“高第良将怯如鸡”的现象。国家靠这帮人是统治不下去的。它最大的问题在于“德”的标准没有办法确定。这也是儒家的问题，没有一个可以操作的标准。

特别在东汉后期，任人唯亲、唯财、唯势，权门势家把持察举的结果。选拔官员的标准又变成血缘。例如袁绍“四世三公”，老袁家祖上四辈都做到三公的级别，就是丞相的级别。“四代”把持从中央到地方的权力，甚至出现门生故吏满天下的局面，所以袁家势力权倾朝野。

察举制晚期发生“癌变”，它像毒瘤一样，使东汉后期的政治异常腐败。察举制度的根本缺陷暴露无遗。

<2>首先，什么是孝廉呢？

孝廉是汉代察举制中的主要科目，本意在于，选拔官员时除了要关注其才能和学问，更要关注其是否能够遵循孝道，其行为是否节俭清廉，故以“孝廉”称。

举孝廉的历史可追溯至汉朝初期，随着国家的统一，统治者想要实现长治久安，便开始考虑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用人制度。

汉初最早的举荐是以选郎的方式进行的，二千石以上的大官僚可以选子弟到京师为郎，叫做“任子”；拥有资产十万钱而非商人身份的人也可以候选为郎，叫做“赀选”；郎可作为皇帝的侍从，工作是给统治者看家护院，喂马驾车，并享有被补授官职的权利。然而，由于这种以家庭成分和财产实力作为条件的选官方式存在的种种弊端，使得其无法满足专制集权统治的需要。

到了汉武帝即位时，汉朝已经过数十年地休养生息，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得到了巩固，主张君主集权及实现大一统地的儒家思想顺理成章地成为了治国的主导思想。董仲舒向汉武帝提出了“使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择其吏民之贤者，岁贡各二人，以给宿卫”《汉书﹒董仲舒传》的主张，便成为了举孝廉这一制度的雏形。

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汉武帝正式提出“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汉书、武帝纪》，意图借助被儒家广泛推崇的孝道和清廉等品格特质。自此，举“孝”、“廉”之人为官的察举制度得以正式实施。之后一段时间，在汉武帝的大力推动下，这种用人制度迅速发展为固定的仕进制度，给此后各朝带来了十分深远的影响，并一直延续至东汉末年。

虽然此后西汉东汉各朝对察举制度有所修正增改，但大致范围并未超出汉武帝时代的最初的框架。而随着朝代的更替的发展，察举制的弊病也不可避免地显现了出来。具体表现在：

其一，“孝”、“廉”作为形式上的标准，多流于对表面的考察，以至于不少人为了能够获得举荐而弄虚作假，沽名钓誉。司马光将其形容为“饰伪以邀誉，钓奇以惊俗”的时期。

其二，由于没有设置科学严密的考核制度，使得地方官吏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问题频出，为待选者大开方便之门，贪污腐败盛行。

其三，由于入仕的形式主要靠举荐，极易发生拉帮结派现象，被推荐者往往演变成为荐主的门生，彼此之间发展出如君臣父子般的关系，以至于举孝廉成为了另一种形式的门第划分契机，慢慢被上层的士族集团垄断，寒门子弟仍无进身的指望。

就这样发展到汉末，察举制度最终腐坏到何种无可救药的程度，在隋朝，察举制最终被科举制取代。慢慢的改善了这种不合理的人才举荐制度。

汉末最著名的孝廉非曹操曹孟德莫属，如果进一步对曹操举孝廉入仕一事进行分析，更能直观体味到汉末察举制度已腐坏到何种无可救药的程度。

首先，曹操举孝廉所依照的年龄标准与彼时的规定不符。

汉顺帝之后，孝廉察举的年龄被确定为四十岁以上，除“茂才异行”之人才“自可不拘年齿”。然而彼时的曹操只是个二十岁的毛头小伙，尚无功绩可言，更别说有什么“茂才”了。因此，所谓察举的年龄限制早已形同虚设。

其次，自东汉光武帝之后，逐渐对孝廉有了试职的要求。

试职，试至在举孝廉之前，被举荐者需要在地方“实践”一段时间。比如令其担任一定的吏职，以便观察其是否有足够的为政能力。对此，从汉顺帝到汉桓帝期间，曾规定被举者应“秩满百石，十岁以上”，也就是说，被举荐者必须符合“俸禄达到百石，任职年限”在十年以上等要求才能参加孝廉的选举。而曹操在举孝廉之前，并未有任何吏职的经历，更别说“十岁以上”了，往前倒推十年，彼时的曹操怕是还在塘边玩泥巴。

最后，曹操本人并不符合孝廉最基本的道德行为标准。

《武帝纪》中记载当时的曹操“少机警，有权数，而任侠放荡，不治行业，故世人未之奇也”，《曹瞒传》中也曾说曹操“少好飞鹰走狗， 游荡无度”。可以说，曹操这一众形象体现出的是洒脱有余，内敛不足的精神气质。不符合孝廉察举以道德评判的初衷，也与汉代社会儒教文化所提倡的“廉白守道”、“德行兼备”等道德标准大相径庭。如此心性狂狷的毛头小子都能得举孝廉，足可以说明汉末的察举制度实已无德行的底线可言了。

所以啊，无论曹操最终是因何种原因而被举，其个人条件并不符合察举制度的设置初衷是不争的事实。不过，此“一代枭雄”也的确把握住了此次机会，最终得以在如此乱世中称霸一方，给后世留下了众多谈资，从另一方面阐释了什么叫做“时势造英雄”。

春秋及之前，官员体制多是世袭，由贵族把控，到战国时期，为了在竞争中脱颖而出，打破了官员世袭制，主要产生了招贤，门客两种并行的制度，如商鞅，乐毅等都是通过国家招贤而入士，蔺相如，毛遂等都是门客中挖掘出来的优质人才，刘邦，张耳也有一段门客生涯。

秦代及西汉前期，国家统一，门客制度严重威胁国家统一，如陈豨因广收门客，而被国家怀疑，最终失败。于是只有招贤制度，在汉高祖到汉武帝之间，国家就数次发布招贤榜，希望有非常之人出来为国建非常之功，例如张骞就是通过国家招贤榜招聘而来的，但这些制度随意性较大，完全不能满足国家需求。

到汉武帝时期，国家才以法律形式确定举孝廉制度，规定每个郡守在一定时间内，向国家推荐一定人才，后面数有变革，但本质未变。

举孝廉制度却有一定的先进性，但这意味着中央失去人事权，时间长了，人事权就完全被世家大族掌控，如东汉的袁氏，杨氏都是赫赫有名的世家，门生故吏遍天下，这些世家后来就演变成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士族，而帝权为了对抗世家，就不得不依靠外戚以及宦官。

到了东汉末年，三股势力已经水火不容，世家为代表的袁绍鼓动外戚何进攻打宦官，而何太后却希望外戚与宦官谈和，最终何进被杀，外戚与宦官同归于尽，而袁绍称霸河北，袁术称霸江淮。

曹操对这些世家深恶痛绝，打击严厉，杀杨修，孔融，但曹操并没有找到可以取代举孝廉的制度，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继承了汉代的正统，也继承了汉代的问题。

曹丕为了胜利篡夺汉位，但汉朝的支持者依然很多，为了得到世家的支持，实行九品中正制，以法律形式确认世家的政治特权，而这些世家也就成为了士族，这也是后世五胡乱华之根源。到杨坚杨广父子推行科举制度，才逐渐消灭了这些士族。

（一）举孝廉产生的背景

汉武帝刘彻在元光元年初命令各郡国推举孝顺廉正的人才各一人，为朝廷选拔廉正的官吏。而朝廷有明确的推选标准，必须是品德良好，孝顺廉洁的人，才能有资格被推选，而实际上被举荐的人大多为州郡属吏或者一些通晓四书五经的儒生，，而缺乏对有能力的人的推荐，致使上任的一些官吏没有能力管理大小事物，荒废政务。

（二）举孝廉的没落。

举孝廉是汉代察举制的科目之一，是一种由下而上推选人才为官的制度。“孝廉”的意思是孝顺父母、办事廉正的意思。但实际上察举制多为世族大家垄断，互相吹捧，弄虚作假，当时就有童谣讽刺:“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这足以看出举孝廉和察举制的腐败，也为此制度的没落埋下了种子。

（三）科举制度的兴起

隋朝统一天下之后，为发展经济，扩大统治阶参与政权的要求，加强中央集权，把选官权利收归中央。隋炀帝大业三年开设进士科，用考试的方法来选举人才，这让举孝廉的地位大大降低，从而有力的限制了买官卖官行为的出现，这让本已被腐败所侵蚀的举孝廉制度如遇寒冬，科举制在一步一步的发展和完善之下，被古代社会普遍认同，举孝廉慢慢的变成选官之中微不足道的一种方式，社会热度全被科举制度抢占。

随着社会经济、制度的不断发展，选官制度的成熟，相对公平的科举制战胜腐败的察举制成为历史必然，但不可否认，举孝廉制度确实为古代统治阶级选拔官员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举孝廉是一种看人脉的选官制度，只要涉及到人为操纵的，或多或少会收到个人感情的影响。

其实时世袭制时代，偏门选官方式的大规模运用。比如百里奚、孙叔敖等人，被国王看中成为大官，这种人在察举制诞生前少之又少。

所以靠人推荐上来的选官制度，很依赖皇帝的明察秋毫。

西汉和东汉后期、魏晋南北朝时期，掌握人脉的势力，垄断了人才流通通道，优先将自己人推选上去。虽然上去的人也有几分本事，但是更优秀的人才被埋没。这样也形成了以家族为首的势力集团，比如袁绍所在的袁家的四世三公，晋朝的王、谢两家。

比世袭制好一点的，就是不会有傻子、蠢货会被明目张胆选举上去。在皇帝能力不错的时候，至少有不少平民人才能够能够有出路。

这里面也有对道德的要求，但是这东西可以炒作的。东汉末年，很多人为了炒作自己，抨击朝政、评议他人，空谈之风盛行。这也是为什么觉得汉末-三国时期人才辈出的原因之一。而且不能保证未来不会道德堕落，在汉代、魏晋南北朝时期，在当官后道德堕落的案例数不胜数，比如凿壁偷光的匡衡。

科举制的诞生目的之一，就是打破世家垄断人脉来垄断。

世袭制、察举制、科举制的变化，都是在逐渐打断垄断，尽可能的让真正的人才被选出来。

察举制发展到后期，需要更好的途径让更多更适合人才被选拔出来，所以由先进变得落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