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脱胎于“礼”，因此“法”的一些内容可追踪溯源至“礼”。

《论语》中说：“殷因十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十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

由此可知，夏、商、西周的主要制度是沿袭的，商对夏、周对商所继承和废除的礼仪制度及相关内容都是可以知道的。

而根据《礼记·曲礼》的记载，

从《礼记》的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到，礼在当时既是一种约束社会道德和风俗的规范、准则，也是一种国家法律规范。

西周时，礼法一体，这时的“礼”便承担了一部分“法”的职责。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思想和政治格局都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也为各家族流派“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提供了“有机土壤”。

这时，新兴地主阶级和旧贵族之间已就利益关系产生了冲突和矛盾，为了争取、扩大自己的势力和权益，代表前者利益的法家思想人物，就提出了“法治治国”的主张；代表后者利益的人物，依旧主张“礼治治国”。

两个阵营“礼法之争”的加剧，使得“法”逐渐从“礼”中剥离开来，法家思想学派自此诞生。

春秋战国时期的法律思想包括儒家、道家、墨家和法家的法律思想，以及阴阳五行学说等五种，今天详细便解答下法家的法律思想的主要内容。

法家思想起源于春秋时期的管仲、子产、邓析、赵盾、赵鞅、叔向等人，发展于战国时期的李悝、吴起、商鞅、慎到、申不害等实践者。

战国末期，韩非子将商鞅的“法”、慎到的“势”和申不害的“术”等三治融为一体，提出“以法为本”乃真正的法治，以及“法、势、术”三治合一的观点，而“法治”说在法律思想架构中始终占据着核心角色。

1、法律的起源、本质和作用

法律起源上，为了确定人们分配的管理制度，制止社会无序状态，法律便应历史发展而诞生，它的起源冲破了夏商周固有的“天命神权”的思想束缚，开始触及了财产私有权的保护与社会稳定的问题，把法律的发生及其“定分、止争”作用相关联，这是历史一大进步。

法律本质上，在诸侯争霸的春秋战国时期，富国强兵是当时各诸侯国的迫切需要，而“法治”则是实现富国强兵的不二法门，所以说，法的本质在当时被认为是一种战时的功利主义政策。

法律作用上，法律主要有“定分止争”和“兴功惧暴”这两个作用。前者是用来处理各种关系矛盾，以保证公平性；后者是奖励耕战，以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

2、法律特征

法家认为法律特征包括公正性、公开性、权威性和稳定性等四点。

（1）公正性：《商君书·修权》中说“法者，国之权衡也”，意思是“法”是国家的度量衡，法是用来衡量百姓言行是非的客观标准，法代表国家利益。

（2）公开性：施行“尚法明刑”的主张，臣民明白法律对他们的要求和权益，国家才能保持政治管理体系制度的完善。

（3）权威性：《韩非子·问辩》中说“言无二贵，法无两适”，这保证了由国君制定的“法”要高于一切的理念，通过赏、罚等强制手段来加强法的权威性。

（4）稳定性：法家要求国君对立法权的掌控，立法不能朝令夕改，以保证其实施的稳定性。

3、立法论

（1）法家主张立法及其法令要循序渐进，要顺应时代发展即《韩非子·心度》中所说的“法与时转而禁与能变”；

（2）《管子·形势解》中说“必令于民之所好，而禁于民之所恶也”，说明立法也要保证“令顺民心”，这样才能保证“令行禁止”；

（3）《韩非子·用人》中说明立法要易于理解和实践，最后既可以达到赏赐的目的，又能达到避免刑罚的产生，即“立可为之赏，设可避之罚”；

（4）“法治”的关键是要保证立法的统一固定，即“法莫如一而固”，这样才能维持社会有序与国君权威；

（5）立法需提现厚赏重罚的原则，商鞅便是这一原则的实践者，韩非子也同样肯定了这一观点。

4、执法论

“法治”要落到实处，还要在于其执行的力度。法家思想的执法论包括民知法令、执法必信、“刑多赏少”、“刑无等级”等四方面的司法与守法相关内容。

总之，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法家学派，根据当时所处社会环境，提出与发展了“法治”思想，通过对法令的颁布、设计和实施，加强中央集权，强调“以法治国”，最后目的在于富国强兵。

除了“法治”，“势治”和“术治”也是法家法律思想的重要内容，以法为本、法势术三者结合共同构成治国思想。

1、势治

“势治”是“法治”思想的前提，旨在实现“以法治国”。法家的慎到学派提出了“势治”一说，强调国君要掌握国家统治权，善于运用赏罚来巩固自己的地位，这样才能保证法令实施，并实现臣民服务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2、术治

“术治”是实现“法治”的重要手段。

申不害提出了“术治”一说，主张国君对驾驭臣民有“七术”，《韩非子-内储说上》中记载：

简单概括，“术治”主要包括国君树威手段；任命、监督、考核臣子的措施；管理官员的措施等三方面内容。

“势治”和“术治”都是新兴地主阶级加强中央集权的产物，当时的社会大环境会它们提供了滋生的土壤。

3、“法、势、术”三者合一

商鞅变法使得秦国富国强兵，最后却被车裂，韩非子认为原因在于其“徒法而无术”；而申不害重视“术治”，最后也以失败而告终，韩非子认为原因在于其“徒术而无法”。

《韩非子·定法》中也明确记载：“君无术则弊于上，臣无法则乱于下，此不可一无，皆帝王之具也。”

综合以上可知，法家法律思想包括“法治”说这一核心内容，也包括中“法、势、术”三者合一的法律思想。其中，“法”是根本，“势”是前提和调节，“术”是工具和手段，势、术都需在法治的基础上运作才能行之有效，“法治”、“势治”、“术治”三者相辅相成，每一项都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且不可或缺。

春秋战国时期的法家关于“法”的内容，若细化来看，法家之法的范围包括经济上的重农抑商，政治上之废除世卿世禄，以及治道上对人治和德治的反对。

诚然，法家思想之法的具体内容肯定不止经济、政治、治道这几个方面，只是这几个方面比较突出，也相对比较有代表性，所以就这三个方面进行介绍。

首先，战国时期人们主要生活物资来源还是依赖于农民耕地，但是农民耕地艰苦，获利相对不多，而商人仅仅只是转手，就能赚到农民辛苦数天都无法赚到的钱财，这大大打击了百姓耕种的积极性。这种情况若是在和平年代，可能不会显得太过突兀，但是在战国时期，就有必要重视。

战国时期诸侯国争霸，除了招揽人才以外，还需要富国强兵，而耕种可以说是当时社会的经济来源之基础，如果农民没了耕种的积极性，富国强兵又从何说起。

所以法家学派中的代表人物大抵都很重视农耕，例如李悝在魏国就曾经在土地分配问题上提出过相应策略，而商鞅也提倡废除井田制，奖励耕战的说法。李悝也好，商鞅也罢，他们对耕种的重视虽然一定程度上打压的工商业发展，但是却大大增加了百姓进行农耕积极性，继而为行军打仗提供充足粮草，以期达到富国强兵的作用。

在战国时期这个生死存亡的战乱年代，如果高位还不让能者居之，那么国家危矣。这个时候，因世卿世禄而身居高位的人明显成为国家的“负担”。颇讲究实际效用的法家思想家们自然不会让国家资源损耗在“靠出身但没本事”的人手中，继而在政治上主张废除世卿世禄的传统制度。而法家许多代表人物也因这一主张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毕竟此举属实实在在得罪国内贵族，这些便是后话了。

在治道上，法家的鲜明特色就是反对人治和德治，且主张严刑峻法，在主张严刑峻法的同时，法家代表人物韩非子还告诫君主要把握术势，以此来有效控制当时社会。

法家之所以反对德治和人治，大抵是因为各法家思想家基于战国时期这个大环境，发现人会沉溺于欲望，继而“从利而动”。以韩非子来说，韩非子认为尧舜时期的德治和人治已经不受用了，战国时期属于诸侯相争的大战乱环境，诸侯要想立于不败之地，必须采取一定的策略富国强兵。而韩非子所提出的策略，便是以严刑峻法辅以术势来巩固王权，借此保证君主的绝对权威，继而让举国上下在君主的指挥下逐步强大。

也就是说，在韩非子心里，“竞于道德”的尧舜时代已经过去，诸侯国想要强大，必须依靠智谋加实力来取胜。同时，人治和德治太难把握，毕竟 人心在复杂的利益面前往往多变。于是，基于以争夺为时代主题的大环境，以及人因欲望在利益前多变的倾向，以韩非子为代表的法家十分反对“人治”和“德治”，主张严刑峻法，并告诫君主主张严刑峻法的同时需辅之以“术势”，借此牢牢掌控国家，继而在战乱大环境中争得一席之地。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法家之法的内容，主要分为经济、政治、治道这几个方面。因为古代属于农耕社会，要强兵，就需要粮食足够，所以法家在经济上重视农耕；同时，战国时期之诸侯相争需能者上位，所以靠“好出身”而被供养的贵族在法家眼里就成了多余，于是法家在政治上反对卿世禄制。同时，因为时代主题属“争霸”，同时又观察到人之在欲望下从利而动的倾向，法家继而在治道上反对人治德治，提倡严刑峻法，并告诫君主辅之以术势，以此巩固君主的绝对权力。

春秋战国时期的法家及法律思想，其思想源头可上溯于春秋时的管仲、子产。

管仲，齐相，春秋时期法家代表人物 ，被誉为"法家先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出依法治国的人。他提出：一是“修旧法,择其善而业用之”，在修订以前法令的时候，不必全部抛弃，可以继续实施好的、有用的法令。二是“作内政而寄军令”，这是管仲给齐国制定的总方针，也是管仲最核心的法家思想。简单来说，就是主张依法理政、以法统军、以法治民。三是“令顺民心”,“与民分货”，就是说法令要顺从人民的心意，强调物质利益，让人民分享一点生产成果和经济收益。只有这样国家才能富强。

子产主要是将礼从礼节仪式中独立出来，加以自然化、社会化，打破了“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传统，主张“宽猛并用”的前提下，更强调严厉执法。

战国时李悝、吴起、商鞅、慎到、申不害等人将法家思想予以大力发展，于是这样就慢慢成为了一个学派。
战国末期的韩非是集大成者。他提出“以法为教”（《韩非子·五蠹》）的主张，既然制定了“法”，就要严格执行，任何人也不能例外，做到“法不阿贵”“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韩非子·有度》）总的来说，春秋战国时期的法家思想，强调的是人与人不要分什么亲远，也不分什么贫穷和尊贵，一律都取决于法令。客观地说，法家思想敢于打破世袭贵族天然传承的等级制度，认为“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史记•商君列传》)，是非常具有先进性的。但是也有一些弊端，比如，太过于强调法治思想，忽视了德治的合理性。另外，这种法治思想往往在实施过程中要与传统的文化东西彻底割裂，是不可取的。法治和德治必须相辅相成，共同治国。

严刑峻法。以法律规范人的行为，以惩罚进行威慑，以奖赏进行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