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和朱安成婚于1906年7月6日。

按鲁迅的说法，是他在日本一封又一封地接到家书，得知母亲病得很重，于是风尘仆仆远渡重洋回到绍兴。但看到的，却是婚礼准备就绪的宅院，和硬朗的母亲。

原来，有人对鲁迅母亲说，看到鲁迅和他的日本妻子抱着孩子在街上散步。

鲁迅的母亲是传统老式的母亲，她听了心里焦急。想着早就为鲁迅定下的婚约，万一毁婚，那是要遭人戳脊梁骨的。所以她只能骗鲁迅，说她病得很重，为的是把鲁迅骗回来结婚，走循规蹈矩的人生路。

（朱安旧照）

鲁迅母亲给鲁迅定下的女方就是朱安。

朱安家虽说靠经商为生，但祖上做过知县，是极讲规矩的人家。朱安从小接受的是“女子无才便是德”这样的传统旧式教育，她不识字，性情温和，知礼识矩。

鲁迅家虽然家道中落，生活日渐窘迫，不过好歹是做过京官的体面人家。因此，在亲戚的游说下，鲁迅的母亲终于替鲁迅张罗下这门亲事，只等鲁迅读完书后，就回来完婚。

当时鲁迅18岁，朱安21岁。“女大三，抱金砖”，这话在绍兴地方上很流行。因此，众人都对这门婚事称赞不已。

3年后，鲁迅学业结束，也到了迎娶朱安的时候。偏偏他拿到公费留学日本的奖学金。

朱家觉得这是让他们脸上有光采的事情，通情达理地同意把婚期延后。

鲁迅到了日本后，曾写信向朱安提过两个要求：一是放脚；二是进学堂读书。

不过，朱安表示，脚已经定型了，放不了；女人进学堂，那是不符合规矩的事，不能去。

之后，鲁迅再也没有给朱安写过只言片语。

然而，在鲁迅母亲看来，朱安的回答是让她满意的。儿子的行为，倒是让她惴惴不安，唯恐儿子会有做出什么不合规矩的行为。

1906年，朱安已经29岁了。这样的年纪还久久未嫁，已经被左邻右舍议论不已。何况，还传言鲁迅不要朱安了，他娶了日本婆娘，还生了小孩子。

朱家听到传闻，为着朱安的名誉，一遍一遍催促鲁迅的母亲，希望能早点举行婚礼，堵住悠悠之口。

鲁迅的母亲也觉得说不过去，于是做好一切结婚该有的准备，使了手段，把鲁迅给骗了回来，打算逼他和朱安完婚。

（年轻时的鲁迅）

对于这件事，鲁迅的族人亦出奇地热心。大家唯恐鲁迅这样的新派人物不肯屈服，所以考虑了婚礼上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还考虑好了应对的策略。打算鲁迅若有反抗，便好好教训他。

到了举行婚礼这天，大家如临大敌。

然而鲁迅却任人安排，丝毫没有反抗的意思。直到繁琐的婚礼结束，鲁迅都配合得无可挑剔。这不免让族人大失所望，就连他那捏着一把汗的母亲，都颇觉意外。

当夜，鲁迅歇在书房。3天后，他便以“要完成学业”为由，去了日本。

一直到离开，鲁迅都没有认真看过朱安的模样。

鲁迅再与家人团聚的时候，已经是1919年。

当时，绍兴老家的房子已经卖掉了。由于还有弟弟们同住，鲁迅买了北京八道湾的一处大院子。同住的，自然还有朱安。

在新家，鲁迅每天回来必定去陪母亲说话。然而他从不到朱安的房中，对朱安也非常冷漠。

按说，作为长房媳妇，应该掌管家里的财政大权。不过鲁迅压根没想过要把钱交给她，而是交给了弟媳羽太信子，让羽太信子来打理一家老小的生活开销。

后来，鲁迅被周作人和羽太信子轰走后，又买了阜成门内西三条胡同的一处小院子。

（右一为朱安）

鲁迅曾给了朱安两条路：一是和弟弟弟媳们住；一是回绍兴娘家。

鲁迅的意思，是希望朱安可以主动离开。

但朱安表示，她哪儿也不去，就侍候婆婆。而鲁迅的母亲也很喜欢这个对她言听计从的儿媳妇。鲁迅很孝顺母亲，只得把朱安带去同住。

对于走到哪里跟到哪里的朱安，鲁迅曾悲哀地表示：“这是母亲给我的一件礼物，我只能好好地供养它，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

朱安的存在，不仅使鲁迅痛苦，还使她自己也很难过。

先前在乡下的时候，她还能一心一意服侍婆婆。

后来到了八道湾，周作人和羽太信子知道鲁迅对她很冷漠，所以，他们对她也没有该有的尊重。特别是羽毛太信子，一口一声喊她是“孤老太”，并经常教唆孩子别去中院（鲁迅和朱安住的地方），说让孤老太冷清死好了。话里话外，都带着讥讽朱安生不出孩子的意思。

这种时候，鲁迅照例是沉默，任由朱安受挤兑。

后来，朱安随鲁迅搬出去，天天洗衣做饭，缝缝补补，操持着一家人的吃喝用度。鲁迅写文章时，有小孩子来耍，朱安就会拦住小孩，让他们不要打扰鲁迅。

可是，朱安的贤惠，并没能打动鲁迅。

有次，鲁迅的母亲看到鲁迅还穿着留学时的旧衣服，便给朱安出了个主意，要她给鲁迅做条棉裤。

朱安做好后，怕鲁迅不要，故意放在鲁迅的衣服里，结果鲁迅发现后，还是给扔了出来。

尽管如此，朱安依旧细心照顾着一家人的生活，她勤劳、寡言、待人宽厚，做媳妇真是挑不出一点毛病来。

直到鲁迅43岁时，朱安得知他和学生许广平恋爱了，后来又怀了孩子。朱安这才绝望地说，她虽然早知道大先生不喜欢她，但她总觉得自己慢慢地爬，总能爬上去。现在看来，连这个机会也没有了。

可是，46岁的朱安，尽管断了念想，她又能去哪里呢？

郁郁寡欢了几天，朱安又和往常一样，安心侍奉婆婆，一心要给婆婆养老送终。她还高兴地和别人说，大先生的孩子，自然也是她的孩子。等她百年后，她的孩子自然会给她斋水，不会让她做孤魂野鬼的。

（参考史料：《朱安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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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和朱安新婚之夜之后的次日清晨，周家仆人王鹤照发现了一个意味深长的细节：周家的人都说，鲁迅先生是很不高兴的，因为印花被的靛青把他的脸染青了。

结婚那时，是夏天。其实是不大需要盖被子的。被染青了脸，大约只有一个可能——

夜里，鲁迅哭了。

第二天，新婚夫妇是需要去拜祠堂的，但鲁迅没有去。从第二天开始，他就搬到书房，拒绝上楼和朱安同房。

从旁观者的角度，我有时候真的觉得，鲁迅对朱安，真的太残忍了。她做的棉裤，怕他不穿，趁着他去上班了，偷偷放在他一堆衣服里，他回来看见，居然扔了出来。她做的饭菜，人人都夸赞好吃，只有他说：干菜太多。她只好每天靠鲁迅的剩菜来判断，那些菜他吃得多一些，她就认为他喜欢，下次再做。那些菜他吃得少一些，她就不敢做了。

在日记里，书信里，他从没有唤过她的名字，只写过“妇”。我靠这是个什么鬼称呼啊，不是妻子，不是太太，仅仅就这么一个字。

他的母亲曾经问他，到底两个人有什么问题，他说聊不来。举例说明，原来他说起日本有个什么吃的很好吃，她就说她也吃过的。鲁迅对母亲说，实际上这个东西，在中国不可能吃到，她这样说，根本就是无聊。

她不是无聊啊，她只是想要假装，和你有那么一点共同话题。

鲁迅时刻是想要抛弃掉朱安的，在卖掉绍兴祖屋出发去北京之前，在八道湾和周作人兄弟失和要搬出去之前，他都问了朱安，要不要回到娘家？要不要待在八道湾（朱安和周作人羽太信子的关系更好）。

朱安拒绝了，她说，你搬走，也要有人给你做饭洗衣服的，我和你一起走。

她人生最大的，也是唯一的错误，大概就是鲁迅曾经要求她上学和放脚。她都没有遵循，如果她去上学了，大概就能够知道，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悲哀，就是像她一样，嫁到夫家去，却得不到一丝一毫的爱情。她明明知道鲁迅不喜欢小脚，却坚持不放脚，是她坚持自己那旧时的价值观——在结婚那天，她穿了一双大鞋，塞了很多棉花，伪装自己放了脚，结果，鞋子从轿子里滑出，大家都说，这太不吉利了。

她的价值观，似乎一辈子没有变过。她最大的抗争，是有一次鲁老太太过生日，她走出来，对婆婆磕了一个头，对所有的宾客说，我知道，大先生不喜欢我，我这辈子，就是侍奉婆婆了。鲁迅对朋友们说，你们看，旧式家庭的女子，狠起来还是蛮狠的。

作为一个旁观者，我对于朱安最大的痛心，是她得知许广平已经怀孕。她对一个院子的俞芳说：

过去大先生和我不好，我想好好服侍他，一切顺着他，将来总会好的——我好比是一只蜗牛，从墙底一点儿一点儿往上爬，爬得虽慢，总有一天，会爬到墙顶的。可是，现在我没有办法了，我没有力气爬了。我待他再好，也是无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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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朱安，鲁迅说这是我母亲送给我的一件礼物，我不知道爱情是什么。

和胡适江冬秀一样，鲁迅和朱安也是包办婚姻，只是胡适和江冬秀算是强强联合，胡适小时候就聪明得四乡八村皆知，江冬秀的母亲注意到他，一定要把女儿嫁给他。胡适母亲则心有顾虑，一是江冬秀家境明显强于胡家，再就是江冬秀比胡适大，但江冬秀的母亲极具远见卓识，想方设法要把这桩婚姻促成。

鲁迅与朱安则不同，鲁迅当时家境已经没落，家乡人都认为他没什么出息，他母亲怕他娶不上媳妇，想抓住一个女人为他延续后代，哪怕条件差一点也没关系。朱安条件就极差，周作人说她像个侏儒，鲁迅的个子本身就不高，朱安身高甚至配不上鲁迅，不知道到什么程度。总之在普遍早婚的年代里，朱安到21岁才经人说合，与鲁迅订婚，算是“条件”不太好的姑娘，这个婚姻的背后，有着对于鲁迅的否定，对于心高气傲的鲁迅，这是很难接受的一件事。

鲁迅曾经试图改造未婚妻，提出要她放小脚和识字，都被朱安方面以“姑娘大了”“怕人笑话”等说法拒绝了。等到鲁迅从日本回来，对这桩婚姻基本不抱希望，新婚之夜是如何度过的，如今已经不得而知，周作人说，第二天有人注意到蓝花的枕巾染了鲁迅的面颊，也许他夜里曾经哭过。

不管他有没有哭过，他都无法逃脱这婚姻了，朱安是被社会戕害的人，是弱者，但弱者身份，也是她可以凭借的，她不用考虑其他出路，拒绝离婚的提议，无视鲁迅的冷落，比如说鲁迅几乎从不理睬她，朱安也不予追究，反正她是鲁迅的妻子，他必须和自己捆绑在一起。

许广平生子的消息传来，朱安打心眼里高兴，说，羽太信子再也不能嘲笑她和鲁迅是孤老人了。好像许广平生子也是她的一种福利。这种精神胜利法被鲁迅所不屑，但是他也没办法，朱安就是靠着这个，度过了一生。虽然她感慨自己像一只蜗牛，一直艰难地往上爬，但她的路径和鲁迅无关，各种努力，都不过是原地踏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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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个年代，朱安嫁入周家应该算是上嫁。别看鲁迅他的家家道中落，但与普通老百姓来看还应是中产之上的水平。他能出国留学，没点钱没点关系的人谁能出国留学？即便学费由政府补助，仅一概杂费，普通家庭就受不了。你看现在的留学生，家里沒俩钱的，谁花得起美元英镑？

况且周家是诗书之家，这在当时即便穷点，文化人的背景也处于社会层次的上层。

朱安嫁入周家，即有社会地位，也不需繁重的劳作。要知道，那个年代，妇女嫁入夫家后虽说不上作牛作马，但日夜操劳总是勉不了的。由于周家生活安定，加之婆婆不刁，朱安的生活应该不错。

虽然一生没得到男人的爱，也没有享受到做母亲的幸福。但和同时代的妇女命运相比较。试想一下，她如果嫁入一农户，在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有几个普通人能活得象人，能有人的生活，况且妇女。如果你了解一百年前农村的生活，妇女几乎轮为半个牲蓄在生存。如果这样比较，朱安的命运算不上美满，但也绝对算得上幸运了。

现在很多替朱安鸣不平，有人说，为什么不改嫁，为什么不争家产等等。她改嫁？嫁给谁呀？那个时代只有被休，那有改嫁之理？如果被休回家，再嫁几无可能，便有也是老残呆傻之辈，常人是没面子要二手的。父母在时还能勉生活，父母一旦没了，以何为生？悬梁，跳井，落发是必选项。

鲁迅正是怕她回家后命运悲残，才不肯休她，让她在家中待奉老母。鲁迅在同时代做的远比很多人为温存有人性。

至于很多人论鲁迅娶了许广平，替未安不平。人家朱安自己什么时候有过意见？当时文人权势娶个妾，虽然道义上并不推广，但也被社会默认。周母不做声，朱安也不会反对。朱安关心的只是有人照顾大老爷的生活，替周家有后而己。

其实历史的真相只有一个，就是当时当事。离了当时，也就是说时间变了，真相也就变了。这也就是为什么现在的历史剧随意编造的原因，因为你无论如何你回不到当时的历史节点上。所以，以现在的时间点看历史，永远都不可能看见真实的历史。

鲁迅这件事议论了快一百年了，一百年后的每一天，都不是原来历史的那天，所以，处在你的位置上，是不可能得到真相的。

正因如此，有人说，历史是个小姑娘，你怎么打扮怎么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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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来就来:

鲁迅对他的正房妻子无情无义，嫌别人丑陋，没有文化，他既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家，一开始就不应娶进家门，那是一个传统又自爱的大家闺秀，也不是蛮丑，她勤劳持家，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伺候婆婆及家人，即便鲁迅没跟她同房，她把各种角色扮演得很好，我好同情她，一辈子任劳任愿，委屈自己，对鲁迅也是尽夫人夲份。后来要逃难时，鲁迅还是决定带她走，她以为鲁迅会要了她，可鲁迅依然要她单睡，就这样，她夫人在她家呆了一辈子，四十多年，而鲁迅自己找的一个恩爱有加的爱人，还有孩子，她老婆朱安视于己出，孩子的照片都收好，直到鲁迅死了，她的爱人经济上有困难，朱安总是补贴她，帮助她!多么伟大而无私的爱，我觉得鲁迅应该让她有个一儿半女，再不理朱安都行，因为有孩子的陪伴，这一辈子也不会孤独终老，所以我认为鲁迅是自私，狭隘的一个人，耽误了朱安一辈子!这女人的一辈子是悲壮的，令人挽惜的!旧社会封建制度的牺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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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来回答第一个问题

一、鲁迅与朱安的婚姻

1906年，正在日本留学的鲁迅被母亲一封家书，佯装生病诳回绍兴老家，与订婚7年的朱安成亲，那年鲁迅26岁，朱安29岁。

他俩是那个时代典型的包办婚姻，订婚7年，连面都没见过一次。

朱安虽是鲁迅的正室妻子，然而她一辈子只是鲁迅名义上妻子，婚后两人分房而居，连最基本的夫妻生活都没有，爱情就更谈不上了。

用鲁迅自己的话说，“她是我母亲的太太，不是我的太太。是我母亲送我的礼物，我只负有赡养的义务，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

对这桩婚姻，鲁迅的内心有太多的委屈、无奈，怨愤和不满。

朱安与鲁迅是同乡，祖上做过知县一级的官员，算得上书香门第，但她却是典型的旧式女子，没读过书，裹小脚，会女工，甚至烧的一手好菜。

按说，这样的女子在当时的社会背景是最正统的，如果他和一般人成婚，可能会一辈子幸福，可是，她偏偏遇上了接受新思潮，引领新文化运动的鲁迅。

鲁迅自然是不愿意的，来信要求退婚。但是，母亲不同意，说这门亲事，是她求来的，不能退，并且朱家年龄都这么大了，悔婚对姑娘的声誉不好！

退婚不成，鲁迅只好后退一步，提出两个条件，一要朱安放足，二要她进学堂，读书。

鲁迅似乎忘了，这里不是东京，是清末的绍兴乡下，这两件在他看来天经地义的事情，在朱安那里却是比登天还难。

一个是家乡充满传统伦理与习惯意识的世界，另一个是充满理想和新思潮的东京留学世界。

事情就一直拖着，直到鲁迅得到母亲生病的消息。当他跨进家门的那一刻，才发现原来这是一场骗局。

母亲根本没病，倒是婚礼的一切已安排停当，就差新郎官了。

鲁迅没有反抗，他是孝子，顺从了母亲。

他如期出席婚礼，甚至头上还被人装了一根假辫子，一切尽量地符合礼数。

此时的鲁迅，痛苦和麻木交织，思想和行为的矛盾达到极点，仿佛和朱安结婚的，是另一个没有灵魂的他。

婚后，他没有尽丈夫的义务。

第三天，就回到了日本。投入到轰轰烈烈的革命事业当中，这一去就是四年。

后来，鲁迅回到家乡教书及到北平工作，都带着朱安，但始终是分屋而住，两人每天的交谈也简短到只有一两个字，如：早上朱安问鲁迅：开大门吗？

鲁迅回答：开。

晚上朱安问鲁迅：关大门吗？

鲁迅回答：关。

朱安的娘家人，有时来串门，会问到他俩日子过得怎么样。鲁迅母亲只能向朱家人回答：“他们两个，从来不打架，不吵架，你吃你的，我睡我的。”

两人就这样形同陌路地生活了几十年。

第二个问题

二、朱安在备受冷落，还愿意留在周家的原因大致有以下几点：

1、还心存幻想

朱安作为一个目不识丁的小脚女人，在她的认知里，只有“三从四德”，认为只要自己一直对大先生好，总有一天，会感动他的。

她在回忆录礼，曾经说过，我想好好地服侍他，一切顺着他，将来总会好——我好比是一只蜗牛，从墙底一点儿，一点儿往上爬，爬得虽慢，总有一天会爬到墙顶的。

一起吃饭时，她总是边吃，眼睛边跟着鲁迅的筷子在饭桌上游走。只要发现鲁迅热衷于哪道菜，便赶紧伸手将那盘菜移至鲁迅面前，心里盘算着“这道菜大先生爱吃，下次多做些”。

还有一次，天气冷了，鲁迅的裤子有点单薄，娘俩就合计着给他做一条新棉裤，裤子做好了，趁鲁迅不在家，悄悄地把棉裤放在他的被子上，和其它衣服混在一起。

婆媳俩盼着鲁迅回家，能“一不留神”地穿上，那样，她会很高兴的。

朱安满心满眼都是大先生，希望有一天，能够做他真正的妻子。

直到20年后的有一天，她得到了鲁迅与许广平同居的消息。

得到消息后，她只淡淡地说，看来，我这后半辈子也只能伺候娘娘了，等娘娘归西，大先生也不会不管我的。

2、先生待我好

鲁迅与朱安虽没有夫妻之实，却像家人一样对待她，就像他自己说，有赡养的义务。

朱安后来回忆说，周先生对我并不算坏，从来都是那么慷慨、大度。

有一次，朱安要出外买东西，正逢鲁迅有客人，朱安前去告知，鲁迅特地站起身来将钱递给她，并没有一丝一毫的颐指气使的做派，甚至有几分尊敬。

还有就是，无论是在北京的八道湾还是阜成门三条，鲁迅都会将明亮温暖的大房，给母亲和朱安住，自己则蜗居在相对背阴而潮湿的尾房内。

在他们各自的心里，早已将对方当做了自己的亲人对待。

3、向命运妥协

朱安作为一个没受过教育的旧式女子，嫁夫随夫，从一而终的思想根深蒂固，为人谨慎，却并不迂腐。

相反，在他和鲁迅的婚姻上，也看的很清楚，深知自己的处境，更加知道离婚对她意味着什么。

旧时离婚女子的名声不好，娘家肯定是回不去的，自己又无生存能力，离开周家，生存都成问题。

有一次，鲁迅母亲做寿待客，家里来了许多客人，朱安突然穿待整齐，缓缓来到前厅，扑通一声跪在众人面前。

坚定地说：“我来周家多年，大先生不很理我，但我也不会离开周家，我活是周家人，死是周家鬼，后半生我就侍奉我的婆婆”。

可见，对于生活和时代强加给她的一切，她无力反抗，权衡之下，选择默默接受。

朱安的一生，也许是凄苦的；但是，她遇到了鲁迅，也算是安稳的。

无论怎样，生存都是第一位的。

曾有记者询问一代歌后周璇，在她心中，怎样的婚姻生活才觉得美满？周璇垂眼思索良久，

答：“但求生活能够安定而已”

现在，许多人拿现代婚姻观去批判鲁迅先生，说耽误了朱安的一生，薄情寡义，问朱安为什么选择逆来顺受，而不逃离婚姻。

有书君认为，评论一个历史事件，必须放在当时当下的社会背景，而不是拿现代人的标准去衡量。

鲁迅与朱安都是这场包办婚姻的受害者。鲁迅为了孝顺选择牺牲自己，独自咽下苦果；朱安为了生存向命运妥协，都没有错，错的是那个年代。

有书君语：对此问题你有什么不同的见解呢？欢迎在下方留言评论，别忘给有书君点个赞哦~关注有书君，私信回复句子，有书君送你一句特别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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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萨沙，我来回答。

鲁迅对朱安的态度是很有问题的。

诚然，鲁迅和朱安的婚姻没有感情，但当年清末时期中国的客观环境就是如此。

不要说鲁迅母亲所在的绍兴乡下，就算大城市也是父母之命，没听过谁自由恋爱的。

既然母亲已经为你安排好的婚姻，朱安又不是性格暴躁、有恶习或者很讨厌的人，就应该好好相处。

自然，鲁迅有追求爱情的权力。在当年，鲁迅可以合法的纳妾，这没有谁拦着你，比如后来的女学生许广平。

但对于正妻朱安，性格温和又比较懦弱，还是应该善待的。

然而，鲁迅对于朱安则不太好。

双方一起生活几十年，竟然行同路人。

鲁迅把一家人接到北京住后，并没有与朱安同房，而是自己住在前院，朱安就住在中院，两人每天就此擦肩而过，就像陌生人一样，连普通朋友关系都做不到，吃饭的时候也不说话，有时候有些必须要回答朱安的话，鲁迅也只是嗯一声敷衍过去。

后来人回忆，每天鲁迅和朱安基本只说这2句话。早上朱安问鲁迅：开大门吗？

鲁迅回答：开。

晚上朱安问鲁迅：关大门吗？

鲁迅回答：关。

朱安向他要家用钱，才会多讲两句，比如“要多少？”或者再顺便问一下“什么东西添买不添买？”这种已经算是较长的话了，一月之中，不过一两次。

双方也几乎没有性生活。鲁迅自己和朋友说，一年两人也就几次而已。

朱安其实出身在绍兴知书达理的人家，祖上做过县令，父亲一代经商为生。而鲁迅的周家早已败落，加上鲁迅爷爷的科举舞弊案导致家族名声很差，口碑也不佳。

这段婚姻算得上门当户对。

同时，两家还有些亲戚关系。

朱安是鲁迅本家叔祖周玉田夫人的同族，平日跟鲁迅的母亲谈得挺投机，婆媳关系非常亲密。亲戚们和朱安也很不错，都称她为“安姑”。

朱安懂礼仪，守规矩，烧得一手好菜，针线活也很好，尽管识字不多，却为人谨慎，寡淡无欲。

在当时的中国人眼中，这种女人就是相当不错的。

根据绍兴传统，朱安比鲁迅大三岁，女大三抱金砖吗。

1901年两家订婚，鲁迅知道但没有反对，后来一直在日本读书，拖了6年之久。

1906年，朱安已经27岁，在当年绍兴来说相当于37岁，再也不能拖着不嫁了。于是，鲁迅母亲被迫用病危的电报，将在日本的鲁迅骗回来完婚，鲁迅同样没有反对。

由此，朱安就开始了不幸的生活。

婚后几天，鲁迅就离开绍兴去了日本。开始是常年见不到鲁迅，只能和鲁迅母亲作伴13年之久。

后来和鲁迅住在一起，也行同路人，平时几乎不接触，连衣服都是分开洗。

你说矛盾，双方也没有什么矛盾。

鲁迅母亲曾问鲁迅，朱安到底那里不好？你这样嫌弃她。

鲁迅说，与她谈不到一块去。

母亲再问，如何谈不来？

鲁迅说，她有些自以为是。有一次我告诉她，日本有一种东西很好吃，她说，是的，是的，她也吃过。

其实这种东西不但绍兴没有，全中国也没有，她怎么能吃得到？

她的每一个小错误，放在鲁迅那里，就是不可饶恕的大罪。

但即便如此，以前的中国妇女都是很贤惠的，朱安还是尽力照料婆婆和丈夫。

虽然朱安性格懦弱，不适合处理外务，但家里的事情她还是力所能及都做了。

书上是这么写的：她会烧菜做饭，照顾婆婆时，就挑一些软的易消化的东西煮，口味也不错。而对于鲁迅，她才真正拼尽全力花足了心思讨好。

鲁迅平时不与她说话，她只好从他的剩菜里去观察，判断出他到底喜欢吃什么。

每当客人到来，她便乐于做女主人该做的事，端茶送水，来去无踪。

她想讨好鲁迅，却从未提出过的自己的要求，只想靠默默的付出来感动他。

可惜，一切付出都是0。

朱安一度特别想要一个孩子。但鲁迅即便和朱安住在一起时，一年不过几次而已，这么容易怀孕吗？

鲁迅母亲一直因为没有孙子，心有不甘，也曾经抱怨过几句。

朱安不无悲凉地说：大先生一天连句话都不和我说，我又怎么会有自己的孩子呢？

就算活成这样了，朱安还是像传统妇女一样，维护这段婚姻，而且始终站在鲁迅一方。

有一次，鲁迅的母亲做寿的时候，朱安做出了让人惊讶的举动。

当时家里来了许多客人，朱安穿戴整齐地从房间走出来，跪在地上说：“我来周家已经这么多年了，虽然大先生不喜欢我，但我不会离开周家的。倭生是周家的人，死是周家的鬼，后半生我就侍奉我的婆婆。”

此举博得了很多亲友的同情，但又引起鲁迅的反感。

20年代，鲁迅开始和女学生许广平同居，没多久许广平怀孕。于是许广平成为鲁迅的妾，但朱安才是正妻，鲁迅始终没有和朱安离婚。

换成一般女人，肯定对许广平特别嫉妒，也极度这个孩子周海婴。

但天性善良的朱安恰恰相反。

她对人说：大先生的儿子也是我的儿子，等我百年后，这个孩子自然会给她斋水，不会让我做孤魂野鬼的。

朱安对周海婴相当好。

周海婴多年后不无深情地回忆道，鲁迅先生逝世的当月，朱安就托人转告他们母子，欢迎他们搬去北平与其同住。

她说：“许妹及海婴为堂上所钟爱，倘肯朝夕随侍，可上慰慈怀，亦即下安逝者。”她“当扫住相迓，决不能使稍有委曲（屈）”，还愿意“同甘共苦扶持堂上，教养遗孤”，她不但将他们母子两人的住房都做了安排，甚至还说“倘许妹尚有踌躇，尽请提示条件”，她“无不接受”。她的为人坦荡和对许广平母子二人的体贴，周海婴多年之后提起仍感怀不已。

朱安这个人虽然性格懦弱老实，但却颇有骨气。

鲁迅去世后，相当巨大的遗产都被许广平继承，朱安和鲁迅母亲只有北平的一个房子。

这两人都是家庭妇女，没有赚钱的能力，随后主要靠许广平和周作人按月给钱。

随着物价飞涨，这些钱也就勉强够吃饭，连买取暖的媒都不够。

好在还有周作人这个汉奸儿子帮忙，日子勉强维持。

几年后，鲁迅的母亲病逝，朱安整整照顾了她38年之久。

此后，朱安就拒绝了周作人的钱。一是周作人做了汉奸，二是周作人和鲁迅已经闹翻，甚至动手打架，朱安不愿意收他的钱。

而许广平没多久就借口邮路不通，不再寄钱。

朱安生活立即陷入极大的困难中，每天的食物主要是小米面窝头、菜汤和几样自制的腌菜，即使这样，也常常难以保证，最后开始挨饿受冻。

到了1944年，66岁的朱安实在活不下去，连鲁迅母亲养了多年的一只老猫都被迫丢掉了，因为没有猫食。她为了活下去，被迫出卖少量鲁迅的藏书，以换取生活费。

此时自称邮路不通的许广平突然写信来（不是不通吗），以鲁迅夫人自居，不允许朱安随便处理鲁迅遗物。

朱安第一次发怒：你说要保护鲁迅的遗物，那我不也是鲁迅的遗物吗？谁保护我了。

朱安生活困难的消息传到社会上后，各界进步人士纷纷捐资，但朱安始终一分钱也没有拿。

朱安虽然穷，但还是有骨气的，不愿意接受别人施舍丢了丈夫鲁迅的面子。

一次，有个报馆的人愿赠她一大笔钱，条件是只要交给他鲁迅部分遗物。她当场表示“逊谢不收”。同时也拒绝提供鲁迅先生的任何遗物。

又有个艺术团体的理事长要送她一笔钱，她“亦婉谢”。

正是由于朱安的悉心照料，鲁迅在北京的故居和遗物才得以完整保存。

随后，穷困的朱安健康每况愈下、在1947年，她签署了有关鲁迅遗产及著作权的文件，把权益全部转移给鲁迅和许广平的儿子周海婴，并没有留给婆家人。

1947年6月29日凌晨，朱安孤独地去世了。

去世的时，身边空无一人。无人为她守灵，无人为她张罗身后事。

临终前，她泪流满面地说，希望死后葬在大先生之旁。她想念大先生，也想念许广平和海婴。

在去世前1天，朱安对记者说：“周先生对我并不算坏，彼此间并没有争吵，各有各的人生，我应该原谅他”

但她最后的愿望也没有实现。朱安的墓地设在西直门外保福寺处，连墓碑都没有，当然也没有和鲁迅埋在一起。她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了69个春秋，孤独地度过了四十多年的漫漫岁月。

其实那个年代婚姻几乎都是包办的，但夫妻大体能够相处不错，很少有这么夸张的。

比如李大钊的妻子赵纫兰，也是包办婚姻，感情却非常好。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

不是萨沙嘴贱，个人感觉还是鲁迅的性格问题。这个人做事比较极端，感情也是如此。

退一步说，两人相处好歹20年，就算养条狗也有比较深的感情，况且朱安又没有什么过失。

其他网友回答：

除了鲁迅的母亲鲁瑞夫人之外，朱安和许广平，这两位女性，是在鲁迅的生命里与之很有关系的两个人。

朱安（1878——1947，享年69岁，如果按民间的习惯计算虚岁，应该是70岁了。这在那个时代，算得上是高寿了）。1906年，正在日本留学的鲁迅被母亲诳回来与朱安结婚。这是鲁迅名义上的结发妻子。

朱安是一位典型的旧式女子，既是小脚，又不识字，并且和鲁迅结婚时已经29岁（此时鲁迅26岁），这岁数，即使放到今天，也算是大龄剩女，何况那时还在清末。

周作人在回忆录中曾说：“新人极为矮小，颇有发育不全的样子。”（《知堂回想录·六四 ·家里的改变》 ）。尽管周作人大节有亏，但我们必须承认:周作人的文字功夫，也是一等一的高手，他所写出来的内容，基本上是可信的。周作人自己也曾不止一次地说：“我所有的资料，都是事实。”（见《关于鲁迅之二》 ）

现在，往往有一些不三不四的主儿，从污浊的水面浮出，也想刺鲁迅一枪。这些人，别的东西也说不上来，因此就常拿朱安与鲁迅的婚姻说事儿。这样既比较容易信口开河，又可以满足部分读者的某种趣味。

常言讲：“站着说话不腰痛”。人总是愿意慷他人之慨。如果我们能换位思考一下，其实这个问题就比较容易解决：

假如你是鲁迅，不要说像鲁迅那样满腹经纶，即便只有其学问的百分之一，又是堂堂的留学生，现在突然从乡下给你找一位个子矮小、裹着小脚、大字不识、还大你三岁的老姑娘嫁给你，你会怎么做？

我敢保证，你的感受跟鲁迅一样——不喜欢！

正常情况下，谁也喜欢不起来！除非是……。不说除非是什么了。

但是，接下来的行动，你一定做得不如鲁迅大度。

鲁迅16岁父亲去世，他是家中长子，对母亲鲁瑞比较孝顺；对于母亲一手撮合的这桩与朱安的婚事，纵有千万个不乐意，到了最后，仍然按照母亲的安排，跟朱安结了婚。正如鲁迅所说:他打算，把这苦果自己吞下。

仅此一点，我认为，不论是论旧道德，还是新道德，鲁迅的作为，都比某些人不知要高出多少倍！

不过，富有新思想、受过新教育的鲁迅，内心深处，对这桩婚事，是老大不满的。拜堂之后，鲁迅只在洞房睡了一夜，之后就睡到书房里去了。据鲁迅家的帮工王鹤照回忆：第二天的早晨，他看到从洞房出来的鲁迅先生，半个脸都被印花被子上的靛青染蓝了。

那时候，大多数的织物上的花儿，都是私人染房里印染出来的。也有织出来的，但是很少，图案也很简单。我小的时候还见过这景致。集镇上染坊里的伙计，会把染好的成品用竹竿挂到街上高高的晾晒杆上晾晒，像万国旗在飘扬，很有气势。附近的空气中，都弥漫着靛青的味道，透着一些古意。一些电影里，曾经出现过这样的镜头，一些旅游景点，似乎也还保留着这样的曲目，以供怀古的人们凭吊。

但是，因为那时的印染技术不是太过关，往往会掉色。尤其是布被弄湿的时候。因此，鲁迅从洞房中出来，脸被靛青染上颜色，有人就推想：那大约是鲁迅在洞房流过很长时间眼泪的缘故。

实际的情况怎样，我们已经无法知道。我们只知道，鲁迅没办法让自己爱上这个姑娘——她根本不是鲁迅理想中的爱人形象。我想这一点也是大家可以理解的。我们不是常说：“爱一个人需要理由吗？”既然爱一个人不需要理由；那么，不爱一个人，同样也不需要理由。所以，鲁迅不爱朱安，他有这个权利。别人也不用拿出一副卫道士的嘴脸去说三道四。

不过，鲁迅不爱朱安，便不去伤害朱安。而不是像某些人，不管爱不爱，剜到筐里都是菜，先把人家拿下再说，甚至还有专门的所谓“炮友”。我们不得不承认：现代的中国人、富裕起来的中国人，在性的问题上，早已经超越了人的范畴了，简直就是“饱暖思淫欲”这句古话的最鲜明例证。

朱安与鲁迅的这桩婚姻，对于朱安来说，固然是痛苦的；但对于鲁迅来说，何尝不是更加痛苦的呢？他毕竟是一个受过新思想熏陶的新青年呐。

更要命的是，在那个时代，鲁迅既然跟朱安结了婚，又不能轻易离婚。因为在当时，一个女人如果被丈夫离婚了，就称之为“被休”，在大众的观念中，那是一件很不光彩的事情。不像现在，没离过几次婚，反而有点儿不好意思。

鲁迅为了孝顺母亲，跟朱安结了婚；鲁迅为了顾及朱安的荣誉和将来的生活，又不能跟她离婚。那么，鲁迅只好走，朱安只能守——结婚第三天，鲁迅就回日本去了。朱安则一生都未离开周家，直到终老。

不曾想，刚过三年，鲁迅又不得不从日本回来。因为二弟周作人在日本娶了他们的女佣人羽太信子，并且还要继续留在东京学习，也就是说，周作人要一边和老婆缠绵，一边留学。

面对这种情况，当大哥的鲁迅，再一次选择牺牲自己。自己回国找工作，供弟弟在日本念书！

读者朋友可以看看身边的情况想一下：倘若现在的某个人遇到这种情况，将会作何种选择？会不会选择牺牲自己成全已经结婚的弟弟？我们是否渴望自己也有鲁迅这样的一个大哥？

鲁迅牺牲了自己的求学梦、文学救国梦、小红花的梦，圆了周作人的鸳鸯蝴蝶梦，同时也唤起了朱安的蜗牛梦。

查阅鲁迅资料，我们可以知道，此后鲁迅到北京工作、直到跟许广平认识之前，始终带着母亲和朱安。正像他开始说的那样，始终背负着这个母亲送给他的“礼物”。同时，出于对朱安、对自己的尊重，鲁迅自始至终，别居一室，跟朱安，始终清清白白。

这里有一则原鲁迅博物馆研究员、曾担任鲁迅博物馆文物组组长的叶淑穗关于朱安的谈话。叶淑穗被誉为鲁迅博物馆的“活字典”。谈及朱安夫人，叶淑穗讲述了一个饶有意味的细节：“常惠先生（引者按：他是鲁迅学生）亲眼所见，朱安要出外买东西，正逢鲁迅在接待客人，朱安前去告知，鲁迅特地站起身来将钱递给她。”观人于细微。从这个细节，我们是不是可以看出：对于朱安，这个“母亲送给鲁迅的礼物”，鲁迅是尊重的，并没有一点某些富豪那种颐指气使的做派。我们可以看出:尊重，这待人最重要的一点，鲁迅是始终做到了的。

1956年，鲁博年轻馆员与鲁迅学生常惠（中）合影，右二为叶淑穗

对于渴求真相的朋友，我们还可以从鲁迅在北京的故居——八道湾十一号、阜成门内宫门口西三条二十一号（今阜成门内宫门口二条十九号鲁迅博物馆院内）——对于住房的安排中，窥见一斑。尤其是阜成门内宫门口西三条二十一号，这可是到现在依然摆在那里的活生生的事实。

在八道湾，三进的大院子，院子内场地又极宽敞。当初购买这处院落时，鲁迅就说：宽敞的院落，有利于孩子玩耍。

我们知道，鲁迅一直是重视儿童的成长的；但是，我们也同样知道，鲁迅当时并没有孩子。以他对朱安的态度，恐怕将来也不打算要孩子。那么，鲁迅的有利于孩子玩耍和成长的考虑，实际上就完全是为别人着想，也就是为三弟建人、二弟作人考虑。因为，只有他们才有孩子。这一点，也可以让我们体会鲁迅是怎样做大哥的。

在八道湾这座院子里，最好最安全最尊贵的房子，当然是最后一排北屋九间（有地方叫堂屋。门朝南的房子），背风向阳，高大宽敞，阳光充足，不论从风水上还是民俗习惯上，应该都是这样。这一排房子，按说是应该老大鲁迅夫妇和老太太鲁瑞居住，但是，他们都没有住，而是让老二周作人一家和老三周建人一家居住，各三间；余下的三间，留作客房，供亲朋偶尔到来时居住。周作人的小舅子羽太重九、俄国的盲诗人爱罗先珂到鲁迅家来时，都曾在这几间房中小住过。中间的一排房，算是第二号，有三间北屋，不喜欢跟两个日本儿媳妇住在一块的鲁老太太住在西间，朱安住在东间，中间一间房，作为洗漱和吃饭的地方。这间房子的后面接出一间来，北京人称之为“老虎尾巴”，鲁迅有时住在这里，多数就住在前罩房即最前面一排靠近大门的门房里。有朋友就说，鲁迅住的位置，就像个看门人。当初，梁实秋来访，就是在这房子里见到的鲁迅。

请注意，在八道湾那样一个有房32间房子的大宅院里，鲁迅居住的，是看门人的位置。

八道湾合影：左一周作人、左三爱罗先珂、左四鲁迅

后来，鲁迅周作人反目，鲁迅愤而搬出八道湾，既没有以老大自居、以功劳自居而独吞房产（现在人为此打官司、动粗，恐怕不在少数吧？），也没有跟周作人析财分产，从而把周作人赶出去，而是选择自己净身出户！鲁迅在八道湾，从1919年11月21日到1923年8月2日，居住了不到四年。

修缮一新的八道湾鲁迅旧居，成了北京三十五中的图书馆的一部分。

搬出去的鲁迅先生先在砖塔胡同租房居住九个多个月，却因为又气又累，病了将近半年。因为这房子是俞芬、俞芳、俞藻的家，因此，在这里，俞芳三姐妹得以结识鲁迅。鲁迅在这里写出了大家都很熟悉的《祝福》、《在酒楼上》、《幸福的家庭》、《肥皂》等作品。

1924年5月25日，鲁迅搬家到东挪西借购置的新住宅——阜成门内宫门口西三条二十一号，也就是现在北京市鲁迅博物馆院内的鲁迅故居。

阜成门内宫门口西三条二十一号，是一个不大的四合院。经过鲁迅翻盖后，南北屋各三间，东西厢房各两间，从北屋的西头有一个通向后院的小门，可以绕到北屋的后面，这时你就会看见一个小园，场地不大，但草树杂植，别有韵味。在北屋的正中一间房的后墙上，也接出一间“老虎尾巴”，和八道湾十一号的格局几乎一样。

在这个住宅中，最好的房子当然还是三间北屋。鲁迅是这样安排的：母亲鲁瑞住东间，夫人朱安住西间，中间一间房用作洗漱和吃饭。

鲁迅自己住在哪里呢？住在最后面的“老虎尾巴”——如前所述，那不过是从北屋的后墙上接出去的一小间，不足8平米，矮，暗，而且阴冷。也就是说，明亮温暖的大房，鲁迅给了母亲和朱安居住，而自己，则蜗居在巴掌大的、阴冷而潮湿的“老虎尾巴”！

在这间斗室里，鲁迅写出了《秋夜》等流芳百世的文章。真个是“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好在，今天这里已辟为鲁迅北京鲁迅博物馆，鲁迅故居中的一切陈设都按原样摆设着。这不怕歪嘴的小人胡说。我们只要到鲁迅故居，就可以看见这一切，看见鲁迅给母亲鲁瑞睡的是一张雕花的牙床，比较高大上；给夫人朱安睡的，是一张较讲究的竹制的大棕床（大约是江浙一带的产物，那里多竹子），四周可以挂帐子，上面可以盖顶，也可以说绝不寒素。而鲁迅自己睡的是什么呢？两块长不足一米八、宽不足八十厘米、厚不超过四厘米的木板并在一起（鲁迅个子比较矮而瘦。这好像又印证了潘长江的那句话），两头用长条木凳支起——这就是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鲁迅所睡的床！如此简陋的床，要是在网上晒出来，怕是会让人以为是哪个贫困山区赤贫无告的人陷入困顿的证明，内心或许会大大唏嘘一番的吧。但是，这却是大文豪鲁迅先生睡的床——一张即使放在“万恶的旧社会”，也略显寒素的“床”！

所以，对于一些鲁迅的攻击者、甚至一些鲁迅的研究者张口闭口称朱安为“弃妇”，我是不大认同的。大家都知道，“弃”的意思是抛却不顾。而我们可以对照鲁迅先生的作为，鲁迅一生，甚至，鲁迅死后，对于朱安，何曾有过哪怕是片刻的抛弃不顾呢？——鲁迅管她吃、管她住、管她零花，也就是管她生活，除了没管她性生活，其他的，鲁迅能做的都做了，这怎么能叫“弃妇”呢？

鲁迅这样一种行为，不论从女人的角度还是男人的角度，都应该赞叹才对。这不就是非夫妻的男女两性之间的相互尊重嘛？

朱安到死，都没有说过鲁迅不好。反倒是一些不相干的人，出来扯淡，横挑鼻子竖挑眼，这不是慷他人之慨吗？

朱安曾把自己比喻为一只“落地的蜗牛”。（参见乔丽华《我也是鲁迅的遗物——朱安传》）朱安的一生，也许是凄苦的。但是，这“也许是凄苦的生活”，却是朱安自己的选择。

鲁迅确实没有爱过朱安，但是也不能算是冷落她。

至于朱安为什么要一生守在鲁迅家，我想，这大致上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朱安的幻想，就是希望将来，鲁迅能有回心转意的时候；

其次，则是出于社会的压力，就是那时候，一个女人一旦离了婚，将是一件很不光彩的事情；

第三恐怕就是到了后来，朱安更加无法离婚，因为，离开了鲁迅这个家，朱安的生活，将无法得到保障。

在文章的结尾，我想把朱安的一段话抄在这里：“周先生对我，并不算坏，彼此间并没有争吵，各有各的人生，我应该原谅他。”（参见（参见乔丽华《我也是鲁迅的遗物——朱安传》P214）

对比起旧社会的女子朱安来，现在的一些人，实在还不如朱安阳光。

其他网友回答：

鲁迅没有爱过朱安，倘若他爱过朱安，以鲁迅坚强到固执的性格，他是不可能放弃朱安而选择许广平的，也就是说，鲁迅选择了许广平，便意味着他从来没有爱过朱安。

有人会说，同样是结发的妻子，胡适疯到最后也没有放弃江冬秀，算是那个西风东渐时期激进青年中比较特殊的例子，同时，也说明胡适信守承诺，做人厚道，有君子之风。但胡适这样做厚道，并非说鲁迅不这样做就不厚道，以一生的爱情和幸福作牺牲，去换取一个所谓“厚道”的名声，你也会觉得这人够虚伪的，会讥笑他博名过甚。

鲁迅自认是一个“爱情的贫乏者”，这是在抱怨母亲的包办婚姻，他说“这是母亲娶媳妇”一语，更是直言道出了这桩婚事的实质。其过程也确实如此，1906年，当时鲁迅还在日本留学，一封“母病速回”的电报，将他骗回了老家绍兴，逼着鲁迅与大他三岁的朱安结为了夫妻。

“这是母亲给我的一件礼物，我只能好好地供养它，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婚姻是母亲的事，与我无关，我只能从尽孝、满足母亲意愿的角度，来供养自己的妻子。这基本代表了鲁迅对朱安的态度：没有爱情，只有责任。

同时，鲁迅亦说：“在女性方面，本来没有罪……也只好陪着做一世牺牲，完结了四千年的旧账。”这也是鲁迅对朱安的态度，也是自己作为丈夫名分的担当，但这种担当是明显带着愤怒和无奈的。

鲁迅成婚后第四天就回日本读书了，从此，朱安独守空房，长达41年。在这桩不幸的婚姻中，不可否认，鲁迅是受害者，而朱安，则是更加悲推的受害者，在漫长的独守空房的孤寂日子里，她所承受的，是异乎常人的痛苦。

朱安之所以备受冷落还愿意守在鲁迅家，我觉得一方面是受“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封建伦理的束缚，另一方面，也在始终等待着一颗回归的心吧！

其他网友回答：

没有爱过，但似乎尝试磨合过，比如鲁迅曾写信说让朱安念书和放足，但这显然超出了朱安的认知。

不过朱安也做出了自己所能做的最大让步，结婚当日她穿着一双大号绣鞋出阁，里面塞满了棉花。她想让鲁迅注意自己的大脚，但没想到绣鞋在众目睽睽之下掉落，让人看了笑话。

这要换了常人，估计开个玩笑就遮过去了，事后也不会说什么，但鲁迅是从一个家道中落的家庭中成长起来，顾忌多，心事重，对人对事带着一种偏激、狭隘和睚眦必报的态度。想必鲁迅看到这一幕，心里本就不如意的情感随之发酵，羞愧、委屈、气急败坏搅在一起，该让他如何下了来台？

当晚鲁迅应该是哭着睡的，因为据仆人说转天鲁迅的脸颊印上了枕巾和被子的颜色，接下来的一生鲁迅虽与朱安住在同一屋檐下很久，但从来没同房同床过，这也算是此恨绵绵无绝期了吧。

本身鲁迅心思重，话语少，加之对朱安成见甚深，所以拒绝与朱安交流，而朱安也是个闷葫芦，二人的思想观念也不在一个频道。鲁迅的母亲也曾私下里问过朱安，问二人出了什么问题，朱安的回答是，聊不来。

归根结底还是鲁迅的性格太偏执，对人对事缺了些宽和。朱安接近鲁迅的步伐有些迟缓，有时甚至有些自作聪明，但这自作聪明里总归带着些许无奈。比如鲁迅对人说起一种吃食，朱安接过话头，说她也吃过，确实美味。鲁迅转头便怼，呵呵，这是我在日本吃的，国内吃不到。还有，清末民初我国引进了西方和日本的广播体操，鲁迅周作人一起做，朱安也跟在后面一起做，但却得不到丈夫的赞赏和鼓励。

试想，如果换作是胡适与江冬秀，恐怕这夫妻之间的交流会是另一种光景。

当然，我也曾猛烈批判过鲁迅对待女性的这种冷暴力的态度，加之后来他抛下原配，转头与许广平结婚，更是被我视为渣男行径。但相比于民国时期的不少社会名流，比如徐志摩，鲁迅还算是很仁义的。

还有人提起鲁迅的一些花边新闻，比如与某北大校花，包括后来与作家萧红，都曾有过暧昧的行为。但其实这些事本身证据不足，没有实锤，而且鲁迅与她们之间的关系更多的是长辈对晚辈的一种提携和欣赏，暧昧成分极低。

我想今天一直在流传这些，更多的是我们有意识地去摒弃一个脸谱化的鲁迅，对他进行重新认识的尝试，这并不能否认鲁迅的文学和文化成就，更不能否认鲁迅被夹在新旧婚恋观念冲突中的困顿、坚守与突围。

至于朱安，她对鲁迅是一种什么感情呢？说不爱是假的，但绝不是一种独立的爱，差不多算是一种建立在依赖性上的爱。在她的理解能力下，附属于男性的状态就是爱情和婚姻最真切的模样，哪怕丈夫把对妻子的爱分给她人，把和妻子共处的时光分给事业，这都是应当应分的。你会说她怎么那么愚昧无知呢？那么不独立呢？她为什么不离婚呢？

君不见21世纪的今天，还有那么多宁愿被富二代养在笼子里的金丝雀女人，她们放弃了先辈们用几代人努力才换来的工作权，她们认为工作是苦的，爱情是虚的，只有趁年轻搞定一辈子才是实的；

君不见21世纪的今天，还有那些被他人视为第三种性别的女博士、女性科研工作者们，就连她们的女性老师都会谆谆教导她们，说女人最大的一次投胎就是嫁人，嫁对了人能少奋斗好几十年，还读什么书？

君不见21世纪的今天，还有那么多执着于事业和工作的女性精英遭致如此之深的误解，大家都一致鄙视她们的成就，认为这些没用，只有抓紧结婚，相夫教子才是正道，甚至有些人觉得她们之所以会取得这么大的成就，完全是因为和领导有了什么私底下见不得人的交易；

君不见21世纪的今天，还有那么多被骚扰或性侵后不敢发声的女性，还有那么多人觉得这事儿肯定是一个巴掌拍不响，肯定是你先让男人想入非非的。

21世纪都这样，我们还有什么理由强迫19世纪的朱安呢？

目前的中国女性好像弄反了一件事，她们深深沉溺于中产阶层对女性的丑恶趣味和审美中不可自拔，却去拒绝一些很正的观念，诸如个人奋斗、白手起家，并把家境清白、一贫如洗却乐于努力、积极奋斗的屌丝青年当做理应被鄙视和远离的人群。

但实际上，谁是阶级敌人，谁是阶级弟兄，你弄不清楚吗？

1945年，老迈的朱安走到了生命尽头，穷困潦倒的她想变卖鲁迅书籍手稿维持生计，青年们赶来质问：先生是民族魂，遗物不能卖，必须收藏起来。

朱安反问：我也是先生的遗物，谁来收藏我？

而作为遗物的所有人，鲁迅却在无意间触碰到了这个问题的关键。上个世纪，鲁迅深刻地洞察到了中国女性解放的困境，于是他写了《伤逝》，写了《娜拉出走后怎样》。现如今，新时代的子君们和娜拉们，不仅不再出走，甚至主动返回牢笼，并以此为乐。

当年鲁迅让朱安念书、放足，朱安不也是拒绝了吗？

所以，这个困境就是：中国女性解放最大的阻力，恰恰来自于女性自身！

这是中国女性解放事业的最大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