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的父亲周伯宜，清未秀才，乡试屡试不中，尤其是后来科场舞弊，东窗事发被取消秀才资格，每日借酒消愁，最后郁郁而终。周伯宜与妻子鲁瑞生有三子，大儿子周树人(鲁迅)，二儿子周作人，小儿子周建人。鲁迅为当代圣人君子，周作人在抗战时脱变为日伪大汉奸，周建人则成为了新中国的副国级官员(曾任人大副委员長，全国政协副主席)，三兄弟的人生充满着戏剧色彩，让人遐想翩翩。

鲁迅先生十几岁就挑起家庭重担，俗语“长兄如父"，在弟弟面前总是一副严肃的样子，周作人的性格与鲁迅绝然不同，一个刚强果敢，一个软弱沉闷，周作人从小就是在鲁迅先生的教诲下成長的，都是按鲁迅先生的思路走出来的，几乎一切事情都是鲁迅先生张罗的，包括求学，工作，娶妻等。

在北京工作期间，兄弟吃住在一起。兄弟反目真正的原因，其实不是弟媳的直接原因，周作人的日本妻子是个花钱如流水的女人，鲁迅就此事讲过弟媳，要她节约一点，当时鲁迅先生兼职几所学校，薪水也有三百多块银元，加上弟弟的总共有六七百块银元，当时北京市民的每月生活费用才二三块银元，可想他们富裕的生活，他们为钱为生活是不可能闹反的。也有传闻说鲁迅先生偷看弟媳洗澡，此事纯属扯蛋，鲁迅的为人在北大无人不晓，他曾把自己的所有信件与日记及其他作品晒出来，让同僚们翻阅，当时敢这么做的就是他一人，可见鲁迅先生的真性情，难道他会在弟媳面前做出那样出格的事吗？
后来周作人说出了兄弟反目的真实原因，他说他不愿意生活在兄长的影子里，他要自由，压抑太久，最后终于暴发冲突，鲁迅先生对弟媳的花费很不满，有意要他休妻，这件事成为了兄弟反目的导火索，最后两兄弟分道扬镳，互不看对方作品，后来鲁迅逝去，周作人在北大至1967年期间都在研究鲁迅先生的著作，晚年很后悔，非常痛恨自己的汉奸行径！谢谢邀请！

谢邀。

看了其他的答案，觉得其实已经说得差不多了，各种史料、信件、传言以及推测，基本上很全了。所以，我就在大家的基础上，谈谈自己的几点看法。

第一、二周失和没有“真相”。历史的原貌到底是怎样的，现在谁也不知道，所有的当事人活着的时候谁也不提，死之前谁也没说。所以，八卦传闻也好，史料推测也罢，是不可能得出一个真相的，也是没有答案的。

因此，追求二周适合的历史真相，是没有意义的。而且，无论是什么原因，都不会改变文学史，不会改变二周所撰述的作品的意义。两兄弟无论是谁的责任，或者说无论谁的责任更大，也都不会改变二周的历史评价和定位。

这就像王国维自杀，到底是殉清，还是被朋友逼死？同样是没有真相的。

我们不妨同样借鉴王国维之死，陈寅恪等人所提出的“殉文化说”。

我们不从具体的直接的原因去研究二周失和，不去找到底是那个具体的事儿导致了二周失和。而是相信一点：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二周之间，一定是因为早有隔阂，所以才会最终酿成失和。即使今年没有反目，明年也会反目；即使没有羽田信子或是那个别人在场，他们也会反目。

关于鲁迅最重要的标志是什么？我想大多数人会回答：国民性。

关于周作人最重要的标志是什么？我想大多数人会回答：附逆。

正是在八道湾十一号，鲁迅写下了关于国民性的《阿Q正传》，周作人为这篇小说写了评论；也正是在八道湾十一号，二周反目；最后，还是八道湾十一号，周作人在附逆期间一直住在这里。

限于篇幅，我不能引用太多资料，但大家去读周作人对《阿Q正传》的评论，就会发现，周作人是把国民性作为一种无关优劣的文学特点来看的，换言之，周作人看待国民性的时候，就像对一个客体进行审美，而他作为审美者，是不属于这一客体的，也就是不属于这一国民性的。周作人对国民性的认识，早就显示了他审美趣味的不同，并由审美而转移于政治，实现了“脱中入日”的心路历程。

但鲁迅则是在国民性中发现了绝望，他既对传统文化里那种死板的、僵化的、吃人的黑暗进行批判；又对当时革命党人的相互吞噬而感到反感。在鲁迅看来，这些革命与反革命固然有不同，但都没有跳脱出国民性的悲剧，而他本人也在其中。所以，鲁迅是绝不可能通过审美而将自己跳脱出历史的，也就绝不可能屈服，始终要当一名反抗者。

因此，二周在思想上的差别实在太大，当这种思想进化到一定程度，两个人势必会分道扬镳。对于曾经的亲兄弟，曾经的新文化运动中的志同道合者，分道扬镳往往会更加及激烈。

大家都有这样的经验，越是感情深厚的两个人，在绝交时往往更剧烈。没什么交情的两个人也谈不上反目。

所以，与其去寻找绝无证据的所谓真相，不如沉下心来思考二周之间的思想分歧，这或许对我们自己更有启迪。

“二周失和”是鲁迅研究中的一件大事，在失和之前，鲁迅与兄弟周作人相处和睦，思想接近，同为新文化运动的干将，并且两人还曾约定，一家人永远在一起，共同孝敬年轻就守寡的母亲。然而，这一对兄弟却于1923年7月失和，再也没有来往。鲁迅兄弟反目的真实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鲁迅（右）与周作人

对于此事，目前大体上有三种看法。

一是鲁迅偷窥弟媳羽太信子沐浴，造成兄弟反目。

1927年7月17日周作人日记中有这样一句话：“上午池上来诊。”周作人后来还承认，这篇日记中还有一段涉及到鲁迅的话，但被他剪掉了。日记中提到的这位池上就是经常来给信子看病的日本医生，信子有癔病，每当受到刺激或者心情不好，总要发作，有时甚至会昏厥。由此可见，羽太信子在17日以前受过刺激。

第二天，也就是7月18日，周作人给鲁迅写了一封短信，文字不多，全文抄录于下：

鲁迅先生：我昨日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难——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我以前的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

七月十八日，作人

从周作人信中的语气，比如称哥哥为“鲁迅先生”，“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自重”等，再结合日本医生来给信子看病，研究者认为极有可能是鲁迅在后院干了不合适的事情，引起周作人夫妇反感，但对于究竟是什么事情，兄弟二人均没有透露一字。由此可见这是一件非常隐私的事，两人都不好张口，所以有学者由此断定鲁迅骚扰了弟媳羽太信子。

周氏兄弟旧居八道湾，兄弟在此失和

多年以后，鲁迅之子周海婴在《鲁迅与我七十年》中重提此事，他认为按照日本习俗，家庭成员沐浴别人都不回避，就是鲁迅偶然遇见弟媳洗澡，也值不得大惊小怪。周海婴的本意可能是想替父亲洗清此事，但隐隐约约总让人感觉他承认了“偷窥”一事。

二是经济问题，造成兄弟失和。

周作人画像

这是第二种观点，当时鲁迅和周作人的收入都归羽太信子支配，因为鲁迅母亲和妻子都不管家，所以由周作人妻子信子管理家庭日常开支。鲁迅在教育部任职，空余时间在大学兼职教书，还有稿费；周作人是大学教授，稿酬也不低，所以兄弟的收入很高，在当时的北京属于高收入阶层。

按理说周家兄弟这个收入不会缺钱花，但信子花费很多，并且没有计划，大手大脚，还要寄钱接济日本的父母和兄弟姐妹。如此一来钱就不够花了，据鲁迅日记记载，每当家里有大项开支，他都要出去借贷，比如1921年周作人患病住院后到香山疗养，鲁迅就借了700大洋。这样鲁迅经济负担就比较重了，难免向信子说要节俭之类的话，信子对此一定反感，于是向周作人吹枕边风，造成兄弟失和。这是另一种说法。

三是羽太信子要独霸八道湾，不允许其他人在此居住。

持这种说法的主要是周海婴，他在《鲁迅与我七十年》中说：“她的真正目标是八道湾里只能容留她自己一家人。就这样，在建人叔叔被赶走10个月后，她向父亲下手了。”周海婴在书中透露，羽太信子一定向周作人说了什么，而周作人又一向耳根软，所以就和哥哥绝交了。

失和后的周家兄弟再也没有弥合他们的裂痕，鲁迅去世后，周作人、周建人作为家属都是治丧委员会的成员，但周作人没有到场。他在鲁迅去世当天接受《大晚报》记者采访时说了这样一番话：“至于他身后的一切事，就由舍弟建人就近办理了，本来家嫂是要去的，可是因为家母还需要陪伴，暂时恐怕也不能成行。舍间什么时候替他开吊，要等舍弟建人来信以后才能决定的。”

1949年后，鲁迅成为新政府推崇的新文化旗手，而周作人则灰头土脸地生活在北京，靠出版社预支的稿酬度日。即使如此，周作人还是在《知堂回想录》中说，上海那高高在上的鲁迅铜像非常可笑。其实，周作人说的并不是铜像多么高大，而是不要神话鲁迅——他知道，鲁迅也是普通人。

从各方披露的资料，为什么周家兄弟讳莫如深？最有可能的真相是，鲁迅无意中看到信子洗澡，信子借机诬告陷害说成鲁迅有意偷窥，并调戏信子。周作人不辨黑白，鲁迅寒心，兄弟至此成为路人！俗话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信子的大手大脚，两兄弟性格志趣的种种差异，此事只是各种矛盾的一个契机，甚至是矛盾爆发的一个借口！从鲁迅一生的表现，稍有一点脑子都能判别，明媒正娶的妻子都能忍住一辈子不同床，鲁迅能做出偷窥武大郎再世般的信子的事情吗？为什么鲁迅会一辈子与作人老死不相往来，实在是作人对他的不信任比信子对他的中伤更致命得多！鲁迅绝不是做贼心虚而不去为自己辩解，只是对自己的兄弟终究有一份不忍心。要知道，长兄如父！鲁迅道出真相的结果会把周作人推向深渊—如此忘恩负义，如此不明事理，如此看低哥哥的品德为人！而且，毕竟是家丑不可外扬，这样的事情怎可闹得沸沸扬扬。最终，鲁迅只能带着满身的伤痕决然离开自己苦心买来的房子，成全兄弟之间最后的情分！

要回答这个问题，如果仅仅涉及兄弟二人的关系那就简单了点，我们从周作人投敌被刺杀的这个故事可以看出周作人与鲁迅为何反目的原因。

1919年11月，鲁迅在北京八道湾11号买下了一套住宅。不久之后，二弟周作人也搬来同住。1922年，由于各种原因，鲁迅与周作人绝交。鲁迅一怒之下带着母亲和妻子朱安，离开了八道湾住宅，转到砖塔胡同84号居住。

从此，周作人就这样“鸠占鹊巢”地成为了八道湾唯一的主人。

八道湾11号

1939年1月1日，周作人正在八道湾的家中与前来祝贺新年的得意门生——“四大弟子”之一的沈启无聊天。

沈启无当时是北京女子师范学校的教员，是周作人的得意弟子兼追随者。

二人聊得正欢，此时工役徐田轻轻走了进来，递上了一封信后说到，有两位学生要来拜访周先生。周作人接过信一看，是天津中日中学的学生。周作人作为文化名家，经常去学校上课、开讲座，经常会有很多学生慕名而来拜访。

周作人虽然表面看上去人很孤傲冷淡，却有一个习惯，那便是对来访者一律不拒绝。

于是周作人让徐田叫两名学生进来见面。

周作人

两位学生进了客厅，只见一位穿着青色大衣，戴着黑色皮帽，另一位穿着古铜色大衣，戴着灰色毡帽，二人都穿着黑色皮鞋，手捂在袖子里。

周作人见学生到了，站起身来迎接。

穿青色衣服的学生对另外一位学生说道：“这位就是周作人先生”。

此时，那位距离周作人有1米远的学生迅速从袖子从抽出手枪，抬手对着周作人就是一枪。

子弹朝着周作人的腹部打去，不料子弹却离奇地击中了周作人毛衣的铁纽扣，子弹一方面减缓了子弹的缓冲力，另一方面改变了子弹的轨迹。周作人结果只被擦伤了一点皮，周作人假装重伤，扑倒在地。

砖塔胡同

旁边的沈启无听到枪声，吓得跳了起来。学生以为他要反抗，一枪击中了他的胸部。

行动结束后，学生立刻向外跑去。周作人赶紧躲进内屋，沈启无也爬进了屋里。

不料，仆人徐田在听到枪声后，立刻引来几个人力车夫与学生们厮打在一起。

正在难解难分之际，学生的援兵赶到，来人迅速地朝着人力车夫连开三枪，一名车夫被当场打死，一名车夫受伤。

三名学生刺客迅速从八道湾互通西口撤退，消失在了人群中。

刺杀（剧照）

周作人被刺杀后，日本人对他进行了2个小时的询问，并派了一个伪军便衣小队到周家，一来监视周作人，一来保护他免被刺杀。

学生为何要刺杀手无缚鸡之力的夫子周作人呢？原来周作人在1937年当上了伪教育总署的督办，在伪报纸上鼓吹日军亲善，彻底当上了文化汉奸。

无数抗日志士为除之而后快，周作人的学生也以有这样的老师为耻辱，于是纷纷组成锄奸暗杀团要拔除这颗毒瘤。

1945年周作人被逮捕入狱

不料由于阴差阳错，一颗纽扣救了周作人的命，沈启无也仅受重伤未死，此义举也成为了遗憾。

说到鲁迅兄弟反目的原因，不得不先说一下鲁迅曾经遭遇的变故。

鲁迅家的人，原本是很能读书的。鲁迅的爷爷周福清，就考中了进士，入翰林，一步步升到内阁中书。因此，周家算是地方上有影响的大家族。

可惜，周家败落也因读书而起。

鲁迅的父亲周伯宜，也走的科举考试的路子。然而他书虽读得多，却左考右考，都只考了个秀才，此后再也不能前进一步。

很快，周福清也是50多的人了。又逢丁忧在家，不知还能不能活到复职。看到儿子一次次考不中，心里着急，于是准备贿赂考官。结果由于做事不够隐秘，被朝廷查实，判了斩监候。

家里乱成一团，大人们一边急着典当家产，想方设法救周福清；一边又怕鲁迅3兄弟受到牵连，所以把他们送到乡下去避祸。这也是鲁迅第一次尝到与家人分离的滋味，这让他受了极大的影响。

（少年鲁迅）

因此，当他后来从日本留学回来，在北京安顿下来后，便迫不及待地要把家人都安顿在一起，希望还能像以前一样，一大家人其乐融融。

鲁迅在教育部工作，又是北京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的讲师，收入相当可观。他便做主，卖掉了绍兴的老宅子，在北京西直门内八道湾买下了一处大宅子，让母亲、已成家的周作人和周建人都搬进来住。热热闹闹的，这很符合鲁迅心里期望的样子。

鲁迅对两个弟弟也是极上心的，对他们的学业和工作，都极为关注。

早些时候，鲁迅被母亲骗回来和朱安完婚。尽管他十分不愿意，但身为长子，不愿意使母亲难过。所以他一切听凭母亲摆布，和朱安结了婚。

婚礼后第3天，鲁迅便说要回日本完成学业。这是正经事，做母亲的当然不能阻止，便放了他走。

鲁迅却还记着要带上二弟周作人东渡日本，希望周作人能在日本得到更好的教育。

周作人倒是有读书的天份，也很用功，甚至还和鲁迅共同翻译了一点外国小说。

为了排遣异国的寂寞，周作人很快就和为中国留学生做杂役的日本女侍羽太信子谈起了恋爱。仅一年左右，周作人便和羽太太信子结了婚，并随他回到了中国。

当时，鲁迅为了一家团聚，想方设法把在浙江做教员的周作人，调进北京大学做编撰。后来，又在鲁迅的运作下，周作人出任文科教授。

鲁迅不光对兄弟如此，对家人也毫无私心。

（周作人旧照）

住到八道湾的大宅子后，鲁迅为了让侄儿能有足够的场地撒欢，特意把最好的后院，安排给周作人一家人住。而他住在窗子向北，阴冷的中院。

既然一大家子人住在一起，当然需要有个女人当家。

由于鲁迅一向把朱安当作外人，再加上朱安又不识字，所以鲁迅便让羽太信子掌管财政大权。他每个月的收入，仅留下烟钱，其他的，都交给羽太信子来安排。

没想到，出身贫困的羽太信子，根本不懂得勤俭持家。反而学着上等人家那样，请了七八仆人。新买的东西，说扔就扔。饭菜不合口味，倒掉重做。进出都要坐小轿车，病了也只请洋医生……总之，鲁迅的高收入，不光月月光，还每个月都要举债度日。

鲁迅曾让周作人规劝羽太信子，花钱要量力而行。

周作人是妻管严。再说羽太信子虽然挥霍无度，但把他照顾得很舒服，因此他断然不敢指责羽太信子。

无奈，鲁迅只得亲自去规劝羽太信子，希望她花钱要有计划。

尽管鲁迅措辞委婉，但羽太信子还是大为恼怒。觉得钱既然交给我了，那自然是我想怎么花就怎么花。所以羽太信子很讨厌鲁迅，觉得他妨碍了自己一家人的生活，便起了把他赶走的心思。

羽太信子对周作人说，鲁迅在窗台下偷看她洗澡。

当时，羽太信子的窗台下有排水沟，沟前又种满了花草，很难让人插身其中，完全没有在窗户下偷看洗澡这种可能。

但在悍妻的面前，怂人周作人信了。而且还气得仿佛戴了绿帽子的男人一般，给鲁迅写信，要和鲁迅划清界限，要他以后不要到后院来。

（右一为羽太信子）

鲁迅为着一家人能聚在一起，忍了，单独开伙，从此不再踏进后院一步。

然而，羽太信子并不满意，她要的是独占大宅子。像鲁迅这样喜欢管东管西的大伯子，当然不应该和她住在一起。

再说，当时日本在中国气焰很高，北京又设有大使馆。羽太信子仗着日本人的身份，在家里非常嚣张。芝麻大一点事，她也要闹到日本大使馆去评理。

因此周作人怕她之极，只求能安安静静写点文章便好。

周作人的软弱，愈发让羽太信子肆意妄为。

于是，羽太信子到处和人哭诉，说鲁迅调戏她。

旁人还在推敲真假，周作人却已经跳将起来，和羽太信子一起，用污秽的言语骂鲁迅。

鲁迅爱护周作人，怕外人知道家里发生矛盾，同时也为了图清静，只好另外借钱，在阜成门买了个小院子。

当时，鲁迅的母亲气恼周作人对鲁迅的态度，毅然带着朱安也离开了八道湾的大宅子，搬去和鲁迅住到一起。

当然，由于家人团聚的愿望破灭，鲁迅在搬出大宅子后，病了半个多月。幸亏有朱安细心照料，才渐渐恢复过来。

后来，虽然周作人与鲁迅断了兄弟之情，但鲁迅在外人面前，却还是极力维护周作人的形象。看到他写了好的文章，就极力在人前夸赞他。

（参考史料：《我的伯父鲁迅先生》《鲁迅与周作人》）

鲁迅与周作人失和是一场现代文学史谜案。对于1949年后，被神化的鲁迅先生来说，这个事实在是有些难以解释的影响。

周氏三兄弟都是杰出的大家。他们自小感情极好，尤其是大先生鲁迅对周作人照顾特别多。可以说长兄如父，用在这对兄弟身上最准确不过。但是，为什么在周作人成婚之后，却兄弟失和，到死未能复原呢。这对兄弟为了什么事情不顾手足之情呢？中国人常说“兄弟睦，孝在中”，侍母至孝的鲁迅先生也许试过复合，但是到了都没有复合，不能不说是非常遗憾，也非常极端。

据史料载，事情起因于周作人的日本妻子羽太信子。说是，1927年7月，羽太信子说，鲁迅曾调戏过她，还有一说是偷窥她洗澡。而信子有癔病，每当受到刺激或心情不好，总要发作，周作人愤怒生气，7月18日写了一封短信：鲁迅先生：我昨日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难——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我以前的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

七月十八日，作人

自此，两人再无往来。无论是新学旧知，如此不论手足之情，且因为女人失和的，历史上还真不多见。且，是现代新文化运动健将，这实在匪夷所思。也因而有人猜度，靠思想文字活着的这对兄弟，一定是思想方面发生了深刻分歧和矛盾，彼此无法“出戏”。讽刺的是，鲁迅在1949年被推举为新时代的文化推手和伟大旗手。而，周作人在抗日期间落水，成为文化汉奸。让人捉摸不透的是，手足之情都不顾的人，怎会各有各的如此大的“声势”。

鲁迅作为幼年就挑起家庭重担的家中长子，自小就对弟弟们就很爱护和关照的，特别是周作人自幼就表现出卓越的文学才华，鲁迅自然是格外疼爱。他们一度是亲密无间的好兄弟。但是为什么又分道扬镳，反目成仇呢？封建社会阴影下长大的鲁迅跟兄弟们的交往处事方式并不是完全东方化的，很多时候也很西化。比如他除了频密地跟两个弟弟写信之外，也给他的两个日本弟妹——周作人之妻信子和周建人之妻芳子写信就家庭事务交换看法。

一直扮演长兄如父角色的鲁迅在北京教育部任职后，每个月都要给绍兴老家寄100元钱，补贴家用，弟弟周作人生病后也是鲁迅介绍到北京看病，并全额掏腰包给弟弟看病，显然是很有家长风范。

鲁迅在北京买了八道湾宅第。这座宅第，是鲁迅依靠自己在北京供职和撰稿所得的全部积蓄，加上卖掉绍兴祖屋，才凑齐了一笔款子，从一王姓人手中购得的。母亲和夫人朱安、周作人和信子夫妇、周建人和芳子夫妇，都住在一起。弟兄们来往密切甚至有时一个锅里吃饭，时间长了，清官难断家务事，难免产生各种矛盾。

两兄弟反目成仇的原因，有野史说是鲁迅和信子关系暧昧，甚至有人说是鲁迅偷看信子洗澡，周作人产生了疑心。比较可信的说法是周作人老婆信子大手大脚花钱，挥霍鲁迅对大家庭的无偿奉献，榨干了鲁迅在当时应该是不菲的收入。鲁迅当时的月收入为400大洋左右，他除留下香烟钱和零用花销，绝大部分薪水交给羽太信子掌管。鲁迅对于信子花钱无度不高兴，于是与信子产生矛盾。对此鲁迅曾感慨：“我就想，我用黄包车运来，怎敌得过用汽车运走的呢?”（指大手大脚花钱的信子）。

这种情况下信子有挑事和诽谤鲁迅的可能，因为一旦鲁迅在经济方面上心、稍微认真一下，花惯钱的信子就觉得这个“挤奶”的兄长毫无利用价值了，反而是绊手绊脚的“大家长”，于是有关鲁迅暧昧和“偷看”的流言产生就不奇怪了。

反正一切都建立在猜疑的基础上，对于各种猜测，没法给予证实。无奈鲁迅找朋友借了800元大洋，匆匆在砖塔胡同置下了个简单的四合院，便于8月2日将老母鲁瑞与绍兴发妻朱安一并搬了出去。

大约在10个月后，兄弟俩终于爆发了那场著名的“骂架殴打”。即1924年6月11日，鲁迅回到八道湾胡同的旧宅，准备取走自己的书籍及一些什物。周作人及其妻羽太信子冷不丁由后院冲出来，向鲁迅破口大骂。羽太信子不解气，匆忙间返回室内用电话招了两个人过来，大有与鲁迅秋后算账之势。当着众人的面，周作人夫妇将鲁迅浑身上下骂了个遍。周作人甚至拿起了一尺高的狮形铜香炉奋力向鲁迅头上掷去，幸亏旁人接住拖开，才不致击中。

此后一辈子两兄弟就绝无往来。外界众说纷纭，百般揣度，成为现代文学史上的一桩公案，至今未有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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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先生与兄弟周作人反目的真实原因是这样的，我曾经读过关于记载鲁迅生平传记的书，记得是郁达夫先生写的。1919年2月，鲁迅卖掉浙江绍兴的老宅，买下北京八道湾房子，将母亲和弟弟周作人全部接来和自己一起居住。
而周作人为什么忘恩负义，与大哥鲁迅先生闹翻呢？关于两人的失和原因众说纷纭，但当事者都未透露具体原因，只能从兄弟两人的文章和书信中去寻觅真相，归为绯闻说和经济纠纷说两种。

绯闻说，认为是鲁迅生活不检点，偷看弟媳羽太信子（日本人）洗澡，导致兄弟失和。这种说法当然立不住脚，鲁迅先生人品高尚，而且性格爱憎分明，嫉恶如仇，不太可能做出如此下作和有伤家庭人伦之事。

况且当时和鲁迅一起在八道湾居住的，除了周作人夫妇外，还有母亲鲁瑞和鲁迅的夫人朱安，鲁迅先生不太可能有机会偷看弟妇洗澡。

根本原因是周作人夫人羽太信子的大手大脚，乱花鲁迅先生在外挣的钱。但周作人的性格和鲁迅相反，他个性懦弱，是个彻底的文人，他要的只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还有清静的书斋生活，别的一概不问不闻。

当然周作人和夫人羽太信子也曾经吵过，但羽太信子一旦装死，他就立马屈服认输。 而鲁迅的性格，自然不会做到视而不见，于是便有了争吵。（周作人与夫人羽太信子合影）

争吵的次数多了，羽太信子便在周作人面前数说鲁迅的不是，但她自然不会说是因为自己花钱无度的缘故，而是拿出了“调戏”这一利器，周作人又轻信妇人之言，也便信以为真了。

由于这个关于人品和家庭人伦关系的大事，从而迁怒于鲁迅，于是兄弟俩便由争吵到大打出手，然后彻底决裂，酿成了千古之憾事。（鲁迅和周作人合影）

我看见有一个叫做@萨沙 的，拿周作人做过汉奸来影射鲁迅也“不是一个东西”。这位历史作者的逻辑真的很厉害，要是早生40年，绝对可以参加江姚班子。

他的厉害逻辑是——1，人以类聚，鲁迅的两个兄弟都是人渣，所以鲁迅也是。2，周作人是高级知识分子，不可能轻信谣言，所以周作人的妻子羽太信子说的话靠谱。3，羽太信子除了乱花钱，没有什么违法乱纪行为，所以她说的话可信度很高。

真是厉害了，我的@萨沙 哥。和珅是一个贪官，为什么他的儿子丰绅殷德很好呢？高级知识分子就一定“神目如电”，那他们为什么不去做神探呢？羽太信子的人品，您亲眼看见过，还是从书本里面臆测的？

关于鲁迅和弟弟周作人失和的来龙去脉，我有必要在这里简单的叙述一遍。

鲁迅到北京工作之后，在八道湾购买了一套大房子，把母亲和弟弟都接了过来。鲁迅把最好的房间都给母亲和弟弟居住。之后，鲁迅和周作人合作完成了很多文艺上的工作，为推动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但是，这种和睦的气氛仅仅持续了三年多。1923年7月14日，鲁迅在日记中写道，他改在自己的房间吃饭。也就是说，由于某种特殊的原因，这天晚上，他不再与周作人一家共同进餐，而是在自己的房间里吃饭。过了几天，19日的上午，周作人拿了一封信，一言不发地走进了鲁迅的房间，重重的放在桌上，转身就走。鲁迅拆开信件一看，里面写道，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那“自重”二字，让鲁迅感到愤怒。鲁迅立即让佣人请周作人过来，要他当面说个清楚，但是周作人不做理睬。

8月2日，鲁迅和妻子朱安离开了这个家，搬迁到砖塔胡同61号居住。鲁迅后来向许广平解释道，我是被家里的日本女人赶出来的。

到了第二年，即1924年，又发生了一场冲突。6月11日，鲁迅回到八道湾的老宅，去取回他的那些书籍和古玩。不料周作人的夫人羽太信子突然冲出来，对鲁迅进行拉扯打骂。并且用电话将北大教授张凤举等人招来。距鲁迅回忆，羽太信子当着其他众多人的面，诉说了他的诸多罪状。其中有很多污言秽语。而周作人却站在旁边，帮妻子辱骂自己。最后，鲁迅的财产并没有被取出，他是被弟弟赶出来的。

许寿棠与周家兄弟的关系十分密切，他也是周作人的朋友。他在40年代写过一篇《亡友鲁迅印象记》。许寿棠这样说，周作人的妻子羽太信子，有西医说的西斯底里症的。她对于鲁迅，外貌似乎恭顺，实则嫉妒。周作人则一贯的糊涂，听信妇人之言，不加体察。

在一些史料里面记载，羽太信子曾经当着北大两位教授的面，数落鲁迅的不是。大家可以逻辑分析一下，作为一个妇道人家，羽太信子会不会说这是由于鲁迅非礼她？按照正常人的思维，她也不可能这样做。

作为当时的在场人，张凤举和章廷谦说，鲁迅和周作人吵架，事情的起因可能是周作人的老婆造谣，说鲁迅调戏他。章廷谦说，周作人的老婆对我还说过，鲁迅在他们家的卧室窗下听窗，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窗前种满了鲜花。

依据周建人回忆，当时鲁迅在八道湾的住宅家里住了很多人。家里有管家齐坤，还有王鹤照，以及烧饭司务，东洋车夫等打杂采购的男性仆人。还有李妈，小李妈等女仆。还有收拾房间，洗衣，照看孩子等女仆三四人。鲁迅的两个弟弟，共有五个孩子。加上一些来访的客人。常住人口，达到了30位。

而周作人夫妻的卧室，在房子的最后位置，相当于一个死胡同。如果想要去偷窥，就要避开过众多人的耳目，从整排的住满了很多人的房间穿过，然后溜到住宅的最里面的角落。这可是一个死胡同，万一被人撞见，连躲都没办法躲。

而且，如果要偷窥或者听窗，还要避开台阶下茂密的花丛，攀上很高的台阶。依据鲁迅纪念馆的房屋模型以及现场照片，可以清晰的看见，周作人住的屋子台基很高，高达四五个台阶。而他卧室的窗子前，种满了鲜花和其他植物。鲁迅真要攀上去做这种事情，其难度可想而知。

有很多的人证实，羽太信子是一个臆症患者，也就是妄想症，她本来就在精神方面有毛病。依据周建人的回忆，羽太信子做派很大，挥金如土，她经常心血来潮，有时候饭菜烧好，突然想起要吃饺子，就把一桌的饭菜退回厨房。厨房里赶紧另包饺子。周作人和他的夫人出行都要打黄包车。有时候看见一套昂贵的家具，眼皮不眨一下就立即买了下来。

而鲁迅是一个挣钱养家的人，生活简朴。我们看他的照片，从来都是一袭长袍。我们看他的日记，连一元两元的小支出也要详细的进行记账。对于羽太信子的任意挥霍，鲁迅一定是深有不满，发生矛盾自然是不可避免。鲁迅因此与羽太信子发生矛盾，被鲁迅指责的女人由此嫉恨在心，向周作人煽风点火，最终造成兄弟二人失和。而后来鲁迅回家取用自家财产发生冲突，这其实就是因为他们为了争夺书籍和古器。兄弟二人都是嗜书如命的人，共同收集了大量的书籍古物，往往难分彼此。因为夺取这些东西，以至于发生冲突，是极有可能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