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是使用汉字，秦朝人写的和当今写的完全是两个样子。不同时代有不同的文化，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儒学在春秋的孔子、汉朝的董仲舒、宋代的程朱心中有所不同，这也是正常不过的。

俗话说，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董仲舒首先“歪曲”孔子的儒学，就是带着目的的。不过他不是为了自己的私利，而是为了汉武帝的利，为了国家的利。

汉文帝前元元年（前179），董仲舒在广川（今河北省景县西南部）的一户书香世家出生。他在书堆中长大，饱览儒、法、道、阴阳家等学说的经典。而立之年后，他开始广招门生。吕步舒、司马迁等都曾在他门下求学。

汉景帝时，董仲舒声名远播，被征召为博士，负责讲授经学。汉武帝继位后，他被任命为江都国的国相。为相的十年间，他以《春秋》为参考，推演阴阳变换，祈求风调雨顺。

后来，汉武帝让各地推举贤良文学之士，董仲舒赫然在列。围绕天人关系问题，董仲舒回答了巩固统治的根本道理、治理国家的政术、天人感应的问题。而这些回答的理论载体，正是儒学。

所以我们可以看出，与其说董仲舒是在“歪曲”儒学，倒不如说他是在把儒学和当时政治相结合，创造出了汉代的儒学。这种儒学有道、法和阴阳家的理论，也有对汉代社会问题的回答，因而看起来和孔子的那一套有所区别。

而程朱理学，也是这个道理。它也是在结合程氏兄弟和朱熹的个人学识的同时，意在解决宋代社会问题的基础上形成的。儒学的再一次复兴，是以程朱为首的一批儒学推崇者和一批政治家的奋斗结果。

程朱理学作为宋明理学的重要流派，发端于宋，兴盛于元，在明走上巅峰。孔子的儒学不好吗？董仲舒的儒学不好吗？当然好，但是他们的思想却过于久远，在很多细节上与宋明的社会实际脱节。

在文化和社会不搭的时候，朱熹等知识分子就扛起了发展文化，让其与时代融合的重任。虽然自汉武帝起，儒学就是官方承认的正统学说。但在千年期间，儒学的实际地位受到冲击。外来的思想，如佛教，也在挑战儒学的地位。因而当时的儒学知识分子，需要解决的一大问题就是让儒学成为更多人坚定不移的指导思想。

故而程朱理学的特点为：将儒家的社会、民族、伦理道德和个人生命信仰理念，构成更加完整的概念化及系统化的哲学及信仰体系，并使其逻辑化、心性化、抽象化和真理化。简而言之，就是让儒学变得有时代特征。尽管儒学在程朱手中变得更像是“儒教”，但其基础仍旧是儒学。

无论董仲舒也好，还是程朱也罢，他们作为儒学的继承者和发展者，在继承孔子思想的同时，也将自己的思考融入儒学。正是一代又一代儒学知识分子在这样努力，儒学才能造福中华文化圈，流传至今。

董仲舒，程朱理学等，都是抱皇腿，舔皇权，吃皇屎，不分香臭的奴才哈巴狗？

以"狗带嚼子胡勒"之功，精心加工润色，刻意曲解，断章取义，杜撰成其为皇家独裁，专政意识形态，治民，愚民的"甜蜜谎言"的话语体系？

其邪说极其反动，发扬光大了孔丘人分三六九，上尊下卑的等级制度，上等人可以搞特权，腐败，下等人则是天生的贱民，刁民，生活如豕，命如草芥，各安天命的教条？为独裁者编造了愚民，贫民的理论依据！

董仲舒也罢，程朱理学也罢？充其量不过都是治民，愚民，歪理邪说的始作俑者，却被独裁者奉为至宝，推崇了几千年，洗脑了国人，愚弄了国人几千年？这是中华之不幸，民族之极大悲哀也？

应该说是他们既发展壮大了儒家，也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儒家。从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起，儒家就开始主要是出于为维护统治阶级利益考虑！所谓的“大一统”思想推动了社会发展，也埋下了祸根，当儒学彻底沦为统治阶级愚弄人民统治人民的治世工具之后，也由此才有了后来鲁迅先生说的:

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董仲舒，程朱等儒学大师并没有歪曲儒学的本义，他们也能够解释孔子的原意。他们的新儒学，理学都是继承和发扬儒学文化的产物。他们的学说也是随着思想和时代的进步而发展，而他们有些观点与孔子的原意有所不同，只能说明这些儒学大师是把孔子的儒家思想，进一步地升华和去伪存真。

至于这些儒学大师的新思想，也不可能尽善尽美，也仍然存在有负面影响的因素。出现这种现象并不是歪曲儒学的本义，而是各人的思想意识的不同。正因为有所不同，才有了学术上的百家争鸣而引起的百花齐放，才有了儒家文化的与时俱进 。

三教儒释道，儒教是国教。任凭时代的发展，万变不离其宗的永远是那七字真言：仁义道德礼智信。

因为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并不是他们不懂孔子的原意。

孔子应该是尧舜禹的故事看的太多了，脑子里始终存在着“圣人”情结。他从人民与国家的本源出发，认为人民应该是国家的主体，统治者应当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这和孟子提出的“民贵君轻”思想是一脉相承的。按照现代说法就是“为人民服务，”人民是主人，政府公务员是仆人，仆人是为主人服务的。

但事实中并不是这么一回事，因为古代皇帝们在获得权力之后，并没有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而是把满足个人私欲和巩固自己的统治放在了第一位。

孔子之所以周游列国十四年一无所成，原因就是他太理想主义了。他的“民本思想”在当时的时代，就如同早前的乌托邦思想一样只能属于空想主义，完全不符合社会现实。

因为如果按照孔子的理想方式治理国家，的确能够国泰民安。但古代皇帝们就要做吃斋念佛不食人间烟火的“圣人，”这明显和他们打天下的初衷不符。因为在古代皇帝们来看，如果打天下不是为了权力和金钱美女，那么就没有任何意义。

而后来的荀况、董仲舒、程朱等所谓的“儒家大师，”他们清醒地认清了现实，完全抛弃了孔子那个美好而又不切实际的空想主义，不再要求统治者是必须具备高尚品德的“圣人，”不再要求古代皇帝们“为人民服务，”而是转过头来一心一意地为皇帝服务，帮助统治者管理人民。

做人应当有理想，但也应该认清现实。如果只有理想而不顾现实，那么就是一事无成的梦想家。如果只认现实，没有理想，那么人生意义就格外空洞。而真正的智者，能够认清现实，而又不失去理想。

首先咱们得出结论，然后再思考为什么。

我们现在能了解孔子的儒学本义吗？通过很多方式，我们都能了解到孔子的思想，先秦儒家的主旨是什么？经国济世。孔子的施政逻辑是什么？“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是孔子施政逻辑的起点。修身的标准是什么？“仁”。

那么我们稍微动下脑筋就会知道：两千年后的我们，面临着古籍散佚，句法不通，文字变形，读音离乱的情况下，还能搞懂孔子，当时的董仲舒会不理解孔子的意思？程朱理学的大家文言文功力未必比我们还差？答案显而易见。

他们都懂孔子，也都懂儒家。但是一种思想，一种主义，一种学派要生存下来，不是光靠坚持自身理论就够了的。世事都在变化，理论需要发展。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争鸣，可到最后传下来的也只有“道，儒，法”三家了吧？思想和人一样，适者生存，那么，在适应新时期的变化中，孔子的本义固然是重要的，如何改变以求生存发展才是更重要的。

其实，就儒家学派来说，他们真是做得不错，要不然何以一统中华官场二千年，一直到如今还在复兴？

这种发展变化，你要称其为“歪曲”——也可以。

但是我们是这么认为的：孔子的“仁”，孟子的“义”属于比较朴素的儒家学说，我们称其为“先秦儒家”。可是你看，孟子的“义”不也是对孔子学说的“歪曲”？

而暴秦灭亡后，焚书坑儒造成的各种思想损失，以及暴秦法家失败对汉朝的警示，西汉从建立到文景之治一直都是流行“黄老之道”作为统治阶层指导思想。儒学慢慢复兴，急需要扩大生存空间，正好汉武帝需要对抗喜欢“黄老之学”的窦太后，并加强中央集权。董仲舒和刘彻那是一拍即合，他引入道家思维，法家手段搞出来的“君权神授”，“三纲五常”这套理论深得汉武帝之心，儒家迅速成为国学。“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学派从此光大。

到了这个时期，儒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是一个融入了法家道家的新儒家。孔子是表象，老子是潜意识，韩非子才是政治手段。新儒家就成为了一种比较完整的意识形态，并且成为了两千年来官场的传统。而由于引入了道家的思想，在哲学思想范畴里，儒家不再是世俗政治学，开始了修身修心的哲学化和神化历程。所以汉儒，我们又称之为“经学”。

而程朱理学的变化也不过是因为唐至五代，兵马天下，谶纬学被禁止，儒学已经衰微，不得不进行改革，更多的引入道家，甚至佛教的思维，把务实的儒学变得相对务虚。我们称之为“理学”。

后来还有陆王心学。你要说是儒家吧，对，都是儒家。但是王阳明的心学和先秦孔孟的儒学已经完全不是一个东西了。这是时代变化的需要，是历史挡不住的洪流。

当然，你硬要说他们是对儒学的“歪曲”——也对。

不歪曲，就没人信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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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对待前人或外国人的某些理论常会采取你说的这种所谓歪曲理解的方式。道理很简单:需要一种历史上有名望的响当当的理论为新的统治者服务，但又必须不能捆住新的统治者打算搞自己私货的手脚。这样的例子一直延绵不绝，从来也没有根绝过。

儒学应该教儒教，是孔孟之先辈周公旦，基于治国安民理念，制定的一套人文社会行为模式。因为东周末年社会变革的原因，沿袭几百年的社会习惯被打破，作为安于自己社会地位的孔子，希望以自己的努力，改变所谓的世风日下。但由于他所宣扬的思想，与社会发展的潮流相背离，最终失败。后人孟子仍然徒劳无功。及至汉朝统一国家，统治者也在思考如何有效的解决管理社会问题，董仲舒窥破孔孟失败的根源，曲意逢迎统治者的意志 ，抛弃孔孟民为重君为轻的思想，改为吹捧加马屁的伎俩，使得本是百家思想中，最无能为力的儒家，得以独步天下。再至唐宋明的程朱理学，无不是画蛇添足式的紧缩自由，来迎合统治者，更加的谄媚无耻。这就是中国王朝更迭越来越频繁的根源所在。孔孟尚能追求道。而后世几位皆愚蠢卑劣至极了。历史验证了孔孟的民主思想的正确。但董仲舒程朱思想的集大成者，满清思想文化掩埋了孔孟之道。

<2>董仲舒的“焚书坑儒”

董仲舒不参儒道之真，狂诹儒术之伪，所思所得实是名为谶纬之学的诛心邪术。但无论如何自此之后，儒家“吾性自足”以“道”为本的仁真“理智”被束之高阁，儒者“明明德”的内心之“光明”算是被董子的诛心之论给捧杀干净了。

董子干的天大的“好事”，是人都知道，不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断章取义式的偷梁换柱。这不过是他掩人耳目在皇帝面前耍耍嘴皮子罢了，可对人心历史的影响却已是决定性的。

这就像普罗提诺对柏拉图的新“发展”，从具体的“理想国”到绝对又抽象的“太一”，所谓新柏拉图主义者们生造出的外在于万事万物，又外在于人心的“绝对存在”。这不但未能去除柏拉图理性精神里隐含的极端化倾向，即所谓的“爱理智”，反倒更进一步，“太一”为当时及后世导致人类精神步入蒙昧的两大一神宗教提供了哲学变体，诸如什么“三位一体”和”道成肉身“等等，那直接导致了学术知识界基于自觉自愿的宗教神秘化，实为中世纪全面黑暗的最具说服力的精神准备，总之为“害”至今不算，还要绵延不绝下去。

与之雷同，董仲舒不参儒道之真，狂诹儒术之伪，所思所得实是名为谶纬之学的诛心邪术。但无论如何自此之后，儒家“吾性自足”以“道”为本的仁真“理智”被束之高阁，儒者“明明德”的内心之“光明”算是被董子的诛心之论给捧杀干净了。而出仕心切的董仲舒实际想说的不过是“罢黜道儒，唯攻权术。”所以我才说他假汉儒真法徒，开假道学之天下先，遗祸后世堪比焚书坑儒。

剩下的，随诸位去读，读破天，可没女娲帮你们补。别说我只会骂，诸位有空去看看简明的『罗织经』这个历代酷吏思想之承前启后者，或许能平平某些人心里这股盲目崇拜的“中二”执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