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朝如果有中央集权，周天子就不会活得跟叫花子似的了，更不存在春秋战国史了，更遑论“完善”了！周朝的分封制，跟中央集权完全是两条路，中国的第一次中央集权，从商鞅变法开始，到秦始皇废分封改郡县制，第一次从政治结构层面，为中央集权扫了清障碍。

通常认为，自夏朝开始，中国有了国家意识形态，也有了政权。在夏朝之前，只能算是部落联盟，夏朝开始步入城邦联盟。那时候，中原王朝巴掌大的地方，约有万国，围绕一个城市的聚集群，就是一个国家。夏朝和商朝国君，等同于个城邦联盟的盟主。

到了西周，才形成了真正统一的政权，各诸侯国国君由周天子授权，数量也由万国缩少到百国。周朝的政权结构，跟夏商二朝有很明显的区别，夏商政权由下而上，推举盟主（事实上盟主变成了世袭制），城邦国家有很强的独立性。周朝则不一样，它是由上而下的政权结构，名义上周天子对诸侯国拥有绝对的统治权。

秦朝建立后，废除了分封制，改成郡县制，诸侯国被消灭了。既然没有了诸侯国，地方上的所有行政职能，直接对中央政府负责，地方官员由中央直接任命。这个时候，才真正形成了中央集权的政治结构。

相对夏商二朝，周王朝看起来“中央集权了”，其实不然。那两个朝代，其实是从原始部落联盟，向统一政权的国家形态的一个过渡期，是生产力落后的体现。周朝仅仅实现了从城邦联盟到国家的转变，并没有实现中央集权。

什么叫中央集权呢？至少具备以下几个特征，才能算是中央集权：

一、政令出自中央政府

所谓“权”，就是说话有法律效应，有人听，一个不听从中央号令的地方政权，其实质就是割据政权。同样，一个中央政权说的话，地方没人听，谈何集权？

周朝到春秋就已经发展到这个状况，周天子说话没有任何权威，各诸侯国自行其是，这样的政权怎么可能叫“中央集权”？

二、官员由中央政府任命

中央集权的政治结构，地方官员的任命必须出自中央，地方官员对中央负责，离开这一点，又变成了割据政权。

周朝名义上有对诸侯王的封和废的权力，实际上封完以后就失控，诸侯国国君是世袭制，诸侯国官员的任命权不在周天子手中。这种结构导致，地方官员只对诸侯国国君负责，周天子只有一个虚幻的象征意义。

三、文化、经济和军事等统一于中央

文化上书同文车同轨，经济上统一税收，军事上国家统一指挥，这些都是中央集权的重要标志。

周朝显然不具备，各诸侯国文字不同、法律不同、货币不同、税收自产自销、军队各自建设，中央政权对诸侯国完全不具备统一特性。周天子为什么活得很惨？因为文化、经济和军事都是独立的，虽然诸侯国有交税和拱卫的义务，但是这种分裂模式，必然导致诸侯国的义务流空。

一、中央集权等于君主专制吗？

中央集权跟君主专制完全是两个概念。中央集权强调的是政出中央，君主专制强调的是帝王个人的独裁。君主专制的政权，一定是中央集权的，而中央集权的政府，未必是君主专制。

比如自秦朝到元朝，可以看做是中央集权的政治结构，除了少数君主，很少能做到君主专制，尤其是科举制诞生前的两汉和魏晋南北朝，皇帝的权力受制于政治势力，基本是一种皇权与政治势力共治天下的模式。

而明清两朝，就是典型的君主专制时期，除了少数窝囊的皇帝，大多皇帝都是一言九鼎。

二、中央集权形成是否永远稳固？

中央集权形成的标志就是秦始皇的郡县制，但并不是说，从此以后，中国一直是中央集权模式，中间出现过阶段性反复。

比如东汉末年的军阀混战期和唐末五代十国的分裂期，都是中央政权失去控制权的阶段。

综上所述，周朝只是从夏商时期的城邦联盟阶段，发展到了统一的政权国家形态。由于周王朝并不能实际控制各诸侯国，导致周王朝政出多门，周天子成了“虚君”，算不上中央集权，更谈不上“完善”。只有秦始皇实行郡县制后，中国的政治结构，才真正走向了中央集权的模式。

不是，应该到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第一个封建专制中央集权制政权时才算完善。

因为，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前，虽然建立了政权，但仍存在诸侯割据，政权内部机构尚未完善，既没有设立宰相、臣相等官位，又未对地方建制官位进行设置。

不是。

应该是秦朝。

秦朝建立郡县制，中央的权利得以地方，政令得以推行到绝大部分的疆域之内。当然了，还是有些分封之地的。

周奉行的中央官制每一个封区内，诸侯是最高裁判者，因为他们被赋予以“专扬于国”的特权，而在整个封建国家内，周天子是最高权力的执掌者，诸侯的争执，都诉之于周天子。《诗经·大雅·假乐》云：“百辟卿士，媚于天子”，金文《献簋》云：“受天子休”，都说明了这个历史事实。在周天子之下，有中央政治的组织，《尚书·酒诰》云：

越在外服，侯、甸、男、卫、邦伯；越在内服，百寮、庶尹、惟亚、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

所谓“内服”，即指中央政府而言。“百寮”、“庶尹”就是中央政府的官吏。以天子为首的中央政府，是西周最高权力机关。他统辖着无数以诸侯为首的地方政府。这种地方政府，在当时称为天子的“外服”。侯、男、邦伯就是地方诸侯。终上所述只是一个雏形。

始皇帝所焦虑者有二，一为“奋六世之余烈”成就的大秦帝国实现“万世而为君”，二为天下初定，原六国王公贵族暗流涌动，如何实现人心的统一，保大秦帝国江山永固？

于是，作为法家学派的忠实拥趸，始皇帝采取了李斯的建议，同时也遵从自己内心的召唤，把秦王朝建设成为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帝国。

郡县制在当时是一项划时代的改革，通过把全国划分为三十六郡，由朝廷派出熟悉大秦律、经过严格考核培训的官员去管理各郡县。在中央行政机关实行“三公九卿”制，从而建立起帝国的中央集权，再也不会出现政令不出宫阙的情况。

中央集权从秦开始，第二阶段的中央集权发展是从宋朝开始的，最终在明清时期达到顶峰。

周朝是个分封制的朝代，是真正的封建王朝，只有周天子强势的时候，中央集权才会表现出一点。

从秦开始，取消分封制，设立郡县制，把中国变成了大一统国家。中央集权这才逐步开始发展。

到了汉朝，采取郡县制的同时初期仍实行分封，汉景帝时发生七王之乱，后开始逐步撤销分封制，武帝时推行推恩令，中央集权又开始强化。

秦汉时期的宰相权利很大，管理国家政府的所有事情，同时还要负责皇家的内务，皇权有相权的制衡，所以中央集权还是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

唐朝的中央集权水平仍旧很低，中央有宰相制衡，随然把宰相的权利分摊开设置了多位宰相互相制衡，但是各地节度使却令中央对于地方的统治力严重下降，尤其是唐末，唐朝最终也亡于此。

到了两宋时期，中央集权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高度。首先宰相的权利大大降低，宋之前，宰相在朝堂上是有专座的，一边喝茶，一边议事。到了宋朝废除了这样，而且限制了宰相很多权利。

宋朝的地方上更不用说，军权财权全部是中央的，各地官员也都是由科举上去中央，再由中央往下指派。唐朝随时有科举，但是大部分官员仍是贵族门阀的。

宋朝应该是中央集权的转折点，经历了五代十国的乱局，宋朝拨乱反正，把中央集权推到了新的高度。

明清时代，是中央集权的顶峰。明朝就没有宰相了，国家的一切皆听命于皇帝，但是设有内阁帮助皇帝做参谋，最终决策权还是被皇帝掌握。

到了清雍正帝，在内阁的基础上加了军机处，这一设置，终于把中央集权推到了顶峰。军机大臣相当于是皇帝的私人秘书，都不能算朝廷的大臣了。皇帝加几个秘书商量下，就把国家绝大部分重要决策做了。

客观来讲，中国古代的中央集权是一个持续增强，持续发展的实际过程。成熟这个词倒是不太好界定，封建时期的话秦汉就已经很有特色了。要是真要说出一个权力顶峰，集权之盛的话，清乾隆时期算是极致的中央集权。

中国古人从未设想过多元与横向的权力关系和结构。皇帝、朝廷的共同倾向是把权力关系完全变成纵向的关系，最终把所有权力都集中于一人，即君主手中，从而使权力关系和权力结构简单化、单向化。由相互平等的人相互协作、协调，共同行使权力，这是无法设想的。

一元化政治体制设计还包括其它一些内容。这里可以大致提出以下几点：第一，君主的至尊地位。它强调君主至高无上，独一无二，与臣民的“权悬”非常之大。第二，是中央与地方关系上的绝对集权。战国时代就提出“百县之治一形”。韩非更简洁明白地宣布了中央集权的原则：“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第三，是权力关系的单向化。在下者绝对服从在上者，没有任何权利和权力逆向流动制约在上者。“无从下之政上，必从上之政下”。这都是人们比较熟悉的。在一元化政治体制基础上还培养起一种“忠”君的道德，就象一个忠贞的女人不嫁二夫一般，臣民的感情也只能指向和固着于一个君主，献给一个君主，必要时还要象兵马俑一样充当君主的活的殉葬品。象中世纪西方人把感情和忠诚在政府与教会之间分配，形成双重忠诚，在那时的中国则是不可能的，也是不道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