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脑发热！很明显的就是无法掌控害怕，没有大唐李世民那种气定神怡地放囚犯回家的魄力！

战国时期，由于社会关系发生激烈变动，学术界呈现出一种学派林立、百家争鸣的新气象。到了未年，诸国分裂归于统一；与之相应，思想文化也出现了力求兼收并蓄、熔各家学说于一炉的趋势。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运用封建国家的权力，强制推行思想文化的统治政策。焚书坑儒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发生的。

秦朝确立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封建行政体制后，一些儒生和游士针对时政，引证《诗》、《书》和诸子百家的话，以古非今，“人则心非，出则巷议”。秦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2年），丞相李斯为杜绝“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的现象，提出“焚书”的建议，得到秦始皇的认可。当时所焚之书包括两部分：一是统一前的列国史记，二是百姓私藏的《诗》、《书》和百家语；至于秦国的史书、博士官收藏的图书和百姓家藏的医药、卜筮、种树等技艺之书，则不在列。所禁书籍都必须在30天之内上交地方官府焚毁。

焚书的次年，又发生了坑儒事件。秦始皇晚年为求长生不老，寄希望于方士寻觅仙药，因此，方士侯生、卢生等很受宠幸。后来，候生、卢生无法继续行骗，便以始皇贪于权势、不可为求仙药为由，相继逃亡。秦始皇闻讯大怒，认为儒生多以妖言惑乱黔首，于是下令御吏案问诸生。受株连的儒生达460余人，最后都被活埋于咸阳。

坑儒的事件发生之后，连秦始皇的长子扶苏也觉得过于残忍，就对秦始皇说：天下初定，百姓尚不得安宁，这样做恐怕会引起骚动。秦始皇听了，反而把扶苏贬到上郡去监督蒙括的军队。坑儒激起了儒生的普遍反抗。

秦王朝结束了长期的战国纷争的局面，建立了大一统的封建国家。这是地主阶级建立的第一个统一的封建政权，对中国的历史发展是有进步作用的。它实行严厉的法治，焚书坑儒，企图消灭六国残余贵族和广大人民的反抗意识。在箝制思想、摧残文化的愚民政策之下，秦代文学沒有什么成就。只有李斯的少数散文作品，有一定的意义。

焚书坑儒，又称“焚诗书，坑术士（一说述士，即儒生）”，西汉之后称“焚书坑儒”。秦始皇在公元前213年和公元前212年焚毁书籍、坑杀“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 “焚书坑儒”一词出处《史记·卷121·儒林列传》的说法是“及至秦之季世，焚诗书，坑术士，六艺从此缺焉”。西汉刘向《战国策序》：“任刑罚以为治，信小术以为道。遂燔烧诗书，坑杀儒士”。 同时秦始皇焚书并未焚烧医学、农牧等技术实用书籍。

看事情要一分为二的去看待；首先，刚刚结束了动荡的战国时期，人们的思想都处于高度的自由与开放状态，各种思想的书籍更是充斥大街小巷，如果不加以管制，刚进入大一统的国家可能很快就会分崩离析。“坑儒”说的是把天下的读书人尤以儒家为代表的全部活埋，其实这只是一个契机，这些儒生还有其他的派别的读书人，就相当于是反对派，这是秦始皇消灭政敌的一个手段而已，从根本上来说，都是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从侧面统一了中国的思想文化，消灭了好多思想派别。为中国的封建社会打牢了基础。

另一方面来说，使中国好多的优秀的思想文化就此断流。

“焚书坑儒”这个词儿，最早是西汉的孔安国“发明”的。他是孔子的十世孙，还是司马迁的老师。

孔安国在《尚书.序》中说：“及秦始皇灭先代典籍，焚书坑儒，天下学士逃难解散。”

其实，“焚书”和“坑儒”，是两件不太相干的事情。有必要分开来说。

先说“焚书”。

“焚书”，对于秦国来说，应该算有这样的历史传统，尽管以前不是“焚”。

“焚书”，是以李斯的谏议为起始，他要对此负一定责任，当然，主要领导责任在秦始皇。

这件事，从当时来讲，是始皇统一天下后的一次思想领域“大扫荡”，对于巩固秦朝政权，有一定作用，只能说“一定”。但对于中国上古文化，是一次毁灭性的破坏。

秦，在西周，几百年里，都是一种被漠视的存在。直到犬戎袭周，襄公以兵相救，且护送平王东迁有功，才被封为诸侯。但在老资格诸侯们眼里，秦，仍然不过是没文化的“暴发户”。《春秋》、《左传》、《国语》中，都懒得记载秦国之事。

襄公之后，又经历了二十二代“公”，其间大概只有秦穆公开疆掠土，还算干了一番事业，这就到了孝公。此时已是战国中期，诸侯争霸愈演愈烈。

孝公效仿他国，求贤纳士，经亲信太监介绍，见到了卫鞅。卫鞅费了老大功夫，才明白孝公是有一番立马称霸的雄心的，而且不喜欢儒家的“王道”学说，也不贪图追求前代圣王的虚名，于是，就搬出了一套法家学说。孝公遂大喜。

卫鞅，后来有功封于商，称商君或商鞅。他的法家思想，几种体现在《商君书》中。全书二十六篇，佚亡两篇，尚存二十二篇。

在流传下来的二十二篇中，超过一半的篇中，商鞅都提到了《诗》《书》，概括起来，他说了如下几个观点——

第一，君王如果过分喜爱《诗》《书》等古典，臣民们就会效仿，反而不会一心为君王办事，也不再专心种地打仗；

第二，一些整天把《诗》《书》挂在嘴上的书生，其实没有真才实学，干不成大事；

第三，不要把熟读《诗》《书》作为选拔人才的标准，而要选拔那些种地高手、打仗能手，总之要选拔有真才实学的人；

第四，《诗》《书》和儒家的思想，是六种“虱子”，对于秦国的强盛，没有好的作用，只有坏的作用。不要把“六虱”作为治国的指导思想。

商鞅是不是说的有些过分呢？有点儿。

但总体上，他在推行自己的“重农、尚法、强兵”的治国方略过程中，这样说也有其道理。因为，儒家的“克己复礼”，回到西周初年的思想，既不实际，也不适合秦国的国情。

秦孝公听从了商鞅的谏议，全力支持他变法。尽管没有“焚书”，但其他诸子百家的思想，特别是儒学，在秦国吃不开了。

十年时间，秦国迅速强盛，实力扩大到原由魏国占领的河东。

从秦孝公算起，又经历了六代秦王，到了秦王政。

他“奋六世之余烈”，并为改弦更张，继续了“重农、尚法、强兵”的方略，“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只敲扑而鞭笞天下，威震四海”，完成了统一大业。

嬴政三十四年，秦始皇过生日，大摆宴宴，款待群臣。与会的七十位博士，就是儒生们，一起上前献酒颂祝寿词。大约是在下面商量好了，话题一转，就提出应该效法夏商周三代的制度。

此时，李斯站出来说，陛下建立的万代不朽功业，是儒生们不能理解的。他们说的效法古代，实际上是诽谤当世，惑乱民心。

李斯说，儒生们办的私学，一起非议皇帝的法令，造成人们都根据自己所学加以议论；这些人到了朝廷在心里指责，出朝就去街巷谈议；他们在君主面前夸耀自己求取名利，追求奇异说法抬高自己，而在民众当中带头制造谣言。这种局面如不严加禁止，君主威势必会下降，朋党势力就会形成。臣冒死请求，让史官把不是秦国的典籍全部焚毁；不是博士官所职掌，天下有敢收藏《诗经》《尚书》和诸子百家著作的，都要交给地方官员一起烧掉；有敢相互一起谈论《诗经》《尚书》的处死；借古非今的满门抄斩；官吏如果知道而不举报，以同罪论处；命令下达三十天仍不烧书的，受黥刑，发配边疆，白天防寇，夜晚筑城；留下来不烧毁的只有医药、占卜、种植之类的书；如果有人想要学习法令，就以官吏为师。

秦始皇当场说:“准奏！”。

于是，六国王室和民间的所有诸子百家的书，包括上古的《诗》《书》等等，就都灰飞烟灭了。

可能博士们手里保存了少许，但随着秦之灭亡，也都亡佚毁失了。

秦始皇的这次生日宴会，是公元前213年。此时，他实现大一统，已经有七八年时间。然而，发生这次御前争执，仍然有其必然性——这就是统一后的治国方略之争，是继续实行变法改革，还是退回到西周的分封奴隶制。

秦国，在战国中期开始，农业上率先使用铁器工具和牛耕，生产力水平大大领先其他诸侯国家。而且，商鞅变法开始，到范睢为相，建立常备军，封建生产关系也成熟于其他六国。但是，秦国也有一个短板，就是长期偏于西部一隅，文化相对滞后，始终没有自己的知识分子队伍。

商鞅、范睢，都是招聘而来。还有一些，始终没有大的起色。

历代秦王，直到嬴政，大约都是能打仗的多，始终未见有关他们读书的记载，应该都文化水准不高。

嬴政连战连胜，一路高歌。特别是剪灭六国之后，众多学士投奔秦廷。其中绝大多数是齐鲁而来的儒生，而且很快形成了一股势力。

秦始皇逐渐开始听儒生们的谏议。最典型的，就是接受了齐国邹衍弟子们提出的“五行终始说”，改制秦为“水德”。

李斯，和韩非是同学，都是荀子的学生。韩非，是法家的集大成者，将商鞅的“法”、申不害的“术”、慎到的“势”，紧密结合在了一起。李斯的才能，应该远不及韩非。如果韩非能够辅佐秦始皇，做出的决策，大概会是“法术势”的一套——法于治国；术以御臣；势为集权。

李斯最大的问题，在于心胸狭窄。韩非也到了秦国，李斯就跑去秦皇面前挑拨，致使秦皇把李斯投入监狱，廷尉又逼迫李斯自杀，背后是不是李斯捣鬼已无可查证。

李斯提出“焚书”谏议的“心思”大概很复杂——既有对商君禁《诗》《书》思想的继承；又有维护始皇集权的考虑；也有与众儒生争宠争权的意味。

但对于好大喜功、文化不高，且无太多治理新型国家经验的秦始皇来说，无疑李斯的谏议最对胃口，于是准奏说“可以”。

立马，全国上下“焚书”之火就大烧起来了。

“焚书”有无正面作用呢？开始说了，有点儿。但作用不大。负面的作用，则大了去了，以至于到了西汉，不仅极难见到先秦的古籍，从墙里挖出几本还看不懂，于是催生了东汉许慎编写《说文解字》。

唐代章碣诗曰：“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

此说极是。

西汉初年，高祖到文景，其实一直在摸索尝试统治的路数。到了汉武帝，终于形成了一套办法，就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不过，实质上是“外儒内法”，后来的封建王朝，大致都实行的是这种办法。

“坑儒”，就不多说了。秦始皇“坑”的四百六十多人，大多是方士，就是算命先生。一些方士说能找到长生不老之药，骗财骗物，始皇觉得不对，一怒之下，就全活埋了。

要说秦朝时的“焚书坑儒”，得先分析一下秦朝当时的局势。而且焚书和坑儒不应该连在一起来说，书是真焚了，到底有没有坑儒，咱们细细道来。

秦王政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王贲率军南下攻打齐国，齐王建不战而降，齐亡。 至此秦灭六国，一统天下。

初时的统一，只是秦国在武力上征服了诸国，从周朝分封的诸侯国，延续了数百年，早已衍生出了不同的文化，六国各有文字。

这样的一个帝国，虽掌握这浩瀚的疆土，却犹如无根之浮萍。

从秦朝当时的背景就可以看出，统一文化是加强国家稳定和强盛的迫切需要。

而“焚书”的开始还要从秦朝颁布实施郡县制开始。

在秦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博士齐人淳于越反对当时实行的"郡县制"，要求根据古制，分封子弟。

秦始皇深知分封带来的隐患，分封侯国就是树立敌兵，郡县制的实施就是为了加强中央集权，这些儒子却以私学诽谤朝政。

丞相李斯加以驳斥，并主张禁止百姓以古非今，以私学诽谤朝政。秦始皇采纳了李斯的建议，下令焚烧除《秦记》以外的列国史记，对不属于当时博士馆的私藏《诗》、《书》等也限期交出烧毁。

有敢谈论《诗》、《书》的处死，以古时条例诽谤时政的灭族;禁止私学，想学法令的人要以官吏为师。此即为"焚书"。

所焚何书?为何而焚?

这当中最主要的一本是《尚书》，因为尚书记载上古圣王的治世理念，而秦始皇自以为"功高三皇,德迈五帝"，要用自己的治世观念代替上古圣王的治世思想，欲厚今乃焚古。

其次就是《诗经》，因为诗经中多赞颂历代君王，始皇不愿有六国遗党颂六国先王。

但，所焚书当中最重要要数《道经》。这道经也非现在的老子道德经。

对于坑的到底是谁用八字就可以概括。所坑非儒，而是方士。

当时方士进言始皇帝长生之术非他所不能修成，长生也非是小小丹药所能达到。需到海外三仙山寻得仙药。

对于术士的诓骗，秦始皇自是不信，而方士接近始皇的真正目的是将《道经》传于天下。始皇恼羞成怒，认为方士们在耍弄自己。于是，先焚道经，后坑方士。

对于如何看待秦始皇“焚书坑儒”，存在着两种说法。

1、虽维持了秦朝的统治，但也加速了其政权的灭亡钳制了当时人们的思想。

2、始皇虽然无道，但诸子尺书都保存了下来，始皇本坑的是乱道之儒而非圣人之徒。

鲁迅曾评论说：“秦始皇实在冤枉得很，他的吃亏是在二世而亡，一班帮闲们都替新主子去讲他的坏话了。”

秦始皇确实烧过书，而烧书是为了统一思想。但他没有烧掉农书和医书;并且始皇收罗许多别国的"客卿"，并不专重"秦的思想"，倒是博采各种的思想的。

因为“焚书坑儒”秦始皇留下千古骂名，给人看为大暴君，其实是冤枉秦始皇了。

提到“焚书坑儒”，就会联想到秦朝秦始皇。在以前的教科书及其他有关对秦朝历史研究的书籍内，均认为秦始皇是既“焚书”，又“坑杀儒生”的暴君。但通过正视历史，回归二千多年前的历史，即公元前213年至公元前212年这二年的事件，“焚书”与“坑儒”是两件事，“焚书”基本事实，但“坑儒”却存在异议。因为在公元前212年被秦始皇在咸阳处死的应是“术士”460余人，并非“儒生”。

就“焚书”而言，也不是将儒家、道家及墨家的书籍全部焚毁，而是将这些书藏在博馆内加以保存，只是对散落在民间的有关儒家、道家及对皇权有危害的书籍责令焚毁（详见史记.秦始皇本纪）中:“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取......”。事实上，对儒家及诸子百家的诗、书也未全部焚毁。

就“坑儒”而言，也并非“坑杀儒生”，只是秦始皇出于召集民间的懂医的技艺人来搜研“长生”之药，最后花费了大量经费，却未研究出来，从而将在咸阳城内的460余名“术士”活埋而已，在城外及全国其他地方也未再“坑杀儒生或术士”(详见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方土欲练以求其药。......，终不得药...”。

基于分析，秦朝秦始皇“焚书”，主要是以“法家学派”的思想来维护其封建政权，达到其统一而已；而“坑杀术士”，只是其未得到长生之药的私仇而已。

秦始皇与当今美国总统有可比性。秦朝始皇“焚书坑儒”就是打压舆论，怕书儒揭露他的丑恶。特朗普也一样，哪家媒体揭露他的丑恶，他就打压哪家媒体。

看待一件事、一个人不能以偏概全、主观臆想，要做到精准而全面，我们不能因为秦始皇的暴虐，进而影响我们对焚书坑儒这件事的看法。我是史墨千秋，很高兴能和大家一起交流学习这个问题！

言归正传：

说到焚书坑儒这件事情，想必大多数人都会因为这件事对秦始皇有一肚子怨气！但实际上焚书坑儒或许并非大家想的那样。

历史上的焚书坑儒其实并不是一件事情，它是焚诗书与坑术士两件事的合称，这两件事情前后发生也相隔了一年之久。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焚书这件事！

背景：

自秦始皇吞并六国，建立起史上第一个空前强盛的大一统帝国秦朝之后，他自认为自己劳苦功高并自封为秦始皇。但是自秦始皇吞并六国之后天下并没有太平，在其治国理政的过程中，他发现自战国时期出现的百家争鸣的气象并没有消失殆尽。发现了这件事的秦始皇非常的不开心，因为他觉得自己一统天下，劳苦功高，没有人能比得过自己，自己的思想才应该被广为流传。因此到了公元前213年，他出于对大秦统治的巩固，进一步限制人们的思想为目的，便下令在全国范围内焚烧诗书。

影响：

秦始皇下令焚烧的书籍是除了秦朝史书、医药、占卜、农家经典之外的民间藏书，而其它书籍则统一上交并保存至国家图书馆，因此没有导致大量文学古籍的丢失。再者说焚书的罪魁祸首其实也并不是秦始皇，这个罪魁祸首应该是放火烧掉秦朝图书馆的项羽，只是在后人的眼中可怜秦始皇成为了项羽的替罪羊罢了。由此看来，秦始皇的焚书其实并没有为当时带来多大的影响。

说完焚书之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坑儒这件事。

所谓坑儒，其实坑杀的并不是儒家子弟，而是一些方道术士。

背景：

坑儒这件事情应该从秦始皇迷恋得道修仙、长生不老的情结说起。

秦始皇晚年迷恋于长生不老，因而四处寻找方道术士为其炼制仙丹。而那些术士自知世上并没有能使人长生不老的灵丹妙药，因此只能用谎言来欺瞒秦始皇。而其中就有两个术士叫做卢生和侯生，因其无法寻到仙丹而害怕秦始皇怪罪下来，便逃之夭夭。你说你逃了也就逃了嘛，关键是这两个人还在背后说秦始皇的坏话，秦始皇得知消息后勃然大怒，并于公元前212年下令坑杀了与之相关的术士460余人。

影响：

就秦始皇活埋“犯禁者”460余人而言，“坑儒”这件事情确实是惨无人道，但想想秦朝发明的腰斩、车裂等酷刑，活埋这也可以算的上是给死者的一种福利了。只是他的这种暴行加速了大秦帝国的覆灭，而并非坑杀天下所有儒士。

综上所述，所谓的焚书则是秦始皇用来进一步统一思想的一种手段；而坑儒则是秦始皇对欺骗谩骂自己的方道术士进行的一种打击。

上文说到了焚书的罪魁祸首也并不应该是秦始皇；而其坑杀的460余名方道术士，相比白起在长平活埋40万赵军俘虏也是微不足道。因此，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也并不是不能被人们所原谅。只能说他生前有过太多暴政，才误导了人们对这件事的看法。

以上皆为个人见解，有其他看法的小伙伴们可以在下面评论留言，我们大家互相学习，共同进步！

水一白简单描述一下“焚书坑儒”的过程，大家应该就了解到底是怎么回事了。

公元前213年的一天，秦始皇在咸阳的宫里举行大PARTY，70个博士官前来给他祝寿，其中，博士的头儿名叫周青臣，他上来给捧了一顿秦始皇，什么当初秦国没多大地盘，要不是靠着陛下，怎么有如此这一统的江山，陛下真是功德无量啊。

听他这么一顿吹，下面有个叫淳于越的博士官就不爽了，马上站出来，说了一大通，大概意思就是以前商、周时代都是搞分封的，现在陛下却搞郡县，我可从来没听说过不依古法就能长治久安的。周青臣他心里明净的，却不给陛下指出来，摆明了是个奸臣啊。

淳于越说得是义愤填膺、激昂慷慨的，结果，把丞相李斯给惹得不高兴了，

李斯马上跟秦始皇指出：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怎么能还搞以前那一套。我看啊，这帮书生一天到晚学那些古文经典都学愚了，一点儿跟不上时代，陛下不如把他们那些经典什么的都烧了，自然也就没有这么多乱七八糟的杂乱思想了。

于是，在李斯的主持下，一场“焚书运动”展开了。

秦始皇还在李斯建议下，下达了命令：私下讨论百家经典的，斩首；以古非今的灭族；三十天内不烧书的，脸上刻字做苦力。与此同时，秦朝还开展了一场大家都来学法家的运动。

民间很多诸子百家书籍都在这之后被烧了，史书这方面除了秦纪，也都烧了。当然，一些胆大的、行动快的，还是把书都藏起来了，另外，医药、卜筮、农业书籍之类的书籍都不在焚书之列。

“焚书”过去一年，冒出来两个方士侯生、卢生，他们听说秦始皇想要长生不老，这么好个冤大头，还不能骗就骗，一会说有老神仙、一会说有灵芝、奇药的，把秦始皇忽悠得团团转。时间一长，这二位也担心秦始皇哪天发现了他俩是骗子，再把他俩斩了，骗来的钱可就没地方花了，于是俩人脚底抹油溜了，还找了个理由，说了不少秦始皇刚愎自用、好杀之类的坏话。

秦始皇这个火啊，心想你俩忽悠我这么长时间，跑也就跑了，还到处诽谤我，于是就到处抓捕他俩，结果自然是没抓到。秦始皇一怒之下，下令，命人前去调查，看看咸阳城这些书生，还有没有说他坏话和扰乱民心（诽谤皇上、妖言惑众）的。这一查不要紧，直接查出来了460多人。

前面说了，“焚书”就是要让这帮书生不要乱说、乱学，现在还没控制住，所以，秦始皇一声令下，就以他们触犯了“焚书令”，把他们都给埋了。

很显然，坑儒是焚书的后续，而焚书的目的是树立法家思想一家独大、打压其他诸子百家的手段。从行为上来说，比较激进，虽然让诸子百家经典不见天日三十余年【汉惠帝四年（前 191）， 明令废除】，但由于秦帝国的覆灭，并没有真正意义地实现法家独大，相反给了后世一种秦朝法律苛刻的坏印象。

但是，不得不说，虽然名为“焚书坑儒”，实际上针对的并不仅仅是儒生，这个儒字是后世“独尊儒术”才加上去的。

从“焚书坑儒”到“独尊儒术”，大概有80年左右的时间，正是由于这段时间儒家经典的空缺，导致了儒生们“无据可依”，反而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儒生将儒家思想演绎得符合统治阶级的口味，将儒家思想塑造成为一种更加迎合统治者的思想。

此外，在“汉承秦制”的大环境下，秦始皇、李斯等人留下的法家思想，也在汉朝得以保留。所以汉宣帝将汉家治国之法称为“霸王道杂之”，即是说霸道（法）与王道（儒）兼具，这都跟儒家与法家的“碰撞”脱不开关系。

总而言之，“焚书坑儒”是历史上较为常见的治国思想之间的碰撞，只是因为后世儒家独大，而被扭曲和夸大了。它可以算作是秦始皇的一个黑点，但并没有对秦帝国的灭亡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