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是否能够称得上是“国学大师”？
<2>当然不是。
请允许我引用我的梵语老师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教师范慕尤博士的一段话：
季先生亲手创立的印度学专业已走过了半个多世纪，一代代梵文学者长夜孤灯，寂寞坚守，为的就是传承这份事业，这种精神。虽然我们的书内容艰涩难懂，识者寥寥，但我们的努力已经渐渐为国际学界所赏识，中国的佛经写本研究在国际上已有了一席之地。而印度学和梵文的研究也在北大、社科院、复旦等多地开花结果，惟愿我在交大亦能播撒下印度学的种子，有朝一日长成参天大树吧！范慕尤老师的导师段晴教授（季羡林先生的弟子）在《梵文基础读本》的后记里写道：
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DAAD）与中国之间的合作已经历经七十载的漫长岁月。而季羡林先生当年正是第一批接受DAAD资助赴德国留学的学生。 因为季先生与德国结的缘分，与梵文结的缘分，这一本被一代又一代的德国学者称之为《施坦茨勒》的教科书，便也成为一代又一代的中国梵文学者必读的课本。复旦大学甘地和印度研究中心主任刘震教授指出：
对 “印度学”（Indologie/Indology）这个学科概念的争论，西方长久有之，现在愈演愈烈。但我们还是把问题简单化，否则一开始就会陷入概念史的泥淖中，后面的问题就无法展开讨论。目前，欧洲、英美和印度本土都对这个学科名称和所包含的内容有不同的解释。鉴于这个学科之所以如此命名，是源自德国的（几年前的维基百科，只有德文版的才收入该词），因此这里还是采用了欧洲、特别是德国学界的定义；倘若采用其他地区的定义，那么“印度学”完全可以用另外的名称代之，而我们这里所讨论的并非是印度学之外的学科。
回顾中国早期的印度学研究，出现了林黎光（Lin Li-Kouang，1902-1945）、季羡林（Hiän-lin Dschi，1911-2009）这样的印度学学者，在某些方面达到了国际一流水准，严格意义上来讲，林黎光应该纳入法国印度学传统，他长期待在法国，求学、研究都是在法国，季羡林先生则应该归为德国印度学传统。
在德国留学的青年季羡林曾在哥廷根科学院的学报上发表过一篇关于俗语的论文，在当时的俗语研究中具有相当高的水准，其他要进行俗语研究的学者是无法绕开这篇论文的。
至于他回国之后在中国印度学领域的开风气之先的作用，大家都比较熟悉，就不赘述了。
其实，关于季羡林先生不是国学大师，他老自己的一段话是最好的说明：
现在在某些比较正式的文件中，在我头顶上也出现“国学大师”这一灿烂辉煌的光环。这并非无中生有，其中有一段历史渊源。 约摸十几二十年前，中国的改革开放大见成效，经济飞速发展。文化建设方面也相应地活跃起来。有一次在还没有改建的北京大学大讲堂里开了一个什么会，专门向同学们谈国学。当时主席台上共坐着五位教授，每个人都讲上一通。我是被排在第一位的，说了些什么话，现在已忘得干干净净。一位资深记者是北大校友，在报上写了一篇长文《国学热悄悄在燕园兴起》。从此以后，其中四位教授，包括我在内，就被称为“国学大师”。他们三位的国学基础都比我强得多。他们对这一顶桂冠的想法如何，我不清楚。我自己被戴上了这一顶桂冠，却是浑身起鸡皮疙瘩。 说到国学基础，我从小学起就读经书、古文、诗词。对一些重要的经典著作有所涉猎。但是我对哪一部古典，哪一个作家都没有下过死功夫，因为我从来没想成为一个国学家。后来专治其他的学术，浸淫其中，乐不可支。除了尚能背诵几百首诗词和几十篇古文外；除了尚能在最大的宏观上谈一些与国学有关的自谓是大而有当的问题比如天人合一外，自己的国学知识并没有增加。环顾左右，朋友中国学基础胜于自己者，大有人在。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竟独占“国学大师”的尊号，岂不折煞老身(借用京剧女角词)！我连“国学小师”都不够，遑论“大师”！为此，我在这里昭告天下：请从我头顶上把“国学大师”的桂冠摘下来。 这不是礼节性的谦虚，而是实事求是。
曾就此话题咨询过季羡林先生的公子季承先生，季承提出几点：
首先，季羡林对自己被封为“国学大师”也感到很吃惊，他说自己就是一个研究东方学的学者，不知道为什么上级要竖他。
其次，季羡林对被竖起来，既有警惕，也有利用。季承先生说：季羡林自己说，真话不全说，假话全不说，但他自己也没做到。他特别之处，季羡林晚年说了很多“颂圣”的话，他在这么做时是带有玩世不恭的情绪的，比如某领导来，请他吃饭，他去之前就说，又要去“颂圣”了。季羡林有时话说的太肉麻，季承问他，季羡林说就是说说，没必要太当真。
其三，季羡林确实非常用功，在非常岁月中，一度被贬到传达室看门，他依然在翻译《罗摩衍那》，所以局势一变，他立刻便有成熟著作。季承说，父亲的学习精神确实让人佩服，此外季羡林是一个不错的散文家，但说他是国学大师，不仅自己不认同，季羡林本人也不认同。
季羡林先生晚年请自己的弟子蔡德贵先生做口述史，后来起名为《大国学》，在书中，季羡林明确地说：自己不是国学家，更不是国学大师。
然而，季羡林当时的情况，用季承的话说，是已经被“包围”起来了，不少人觊觎季先生的收藏，或想利用他的知名度长期售卖，所以不让季先生与外界接触，每天给他灌迷魂汤。季承因婚姻问题（他的妻子曾是季羡林的保姆，二人年龄差距较大）与季羡林一度不往来，后来想见季羡林，多次被拒，终于见到父亲后，和父亲谈了自己的遭遇，季羡林有所警醒，将一些个人收藏用立字据的方式转给季承，可惜其中一些收藏已经不知何踪。季承通过写书和向媒体披露的方式，公开了一些内幕，让相关机构和人员极为尴尬。
当然，季承说的一些情况可能也有不太准确的地方，所以后来媒体不允许再报道他，也不允许再提他的书了。季承打过官司，好像结果不太如意。
虽然季羡林的学问并非传统国学（他的东方学是西人所立，从方法论到基本理念，均属典型的西学，只是研究的材料来自东方），但三件事还是体现了季先生的风骨。
首先，率先表达对胡适先生的尊敬。在当时，虽大环境有所好转，但胡适仍属禁区，当年批胡适运动中，季羡林并没有很多表现，应该说无愧于胡，但他在上世纪80年代为率先撰文悼念胡适，并对胡适先生表达忏悔之情。以季羡林先生的知名度，有关部门不太好介入，这算是一向听话的季先生难得不听话的一次，这对恢复胡适先生名誉产生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其次，在学术上有贡献，著作等身，其中许多是在压力之下完成的，季先生在学术上的贡献值得敬仰。
其三，虚怀若谷，提携后进。他晚年说“二十一世纪是中国的世纪”之类话，遭到不少年轻学生的批评，面对批评，季羡林先生承认是违心的，没有用自己的影响力去报复别人，这很不容易。
季羡林先生性格有时偏执（可能许多老年人都会如此），因在贫苦中生活较久，有时好钻牛角尖，过度节省，此外确和一些女性有过不当往来，但这些细节不能遮蔽季羡林先生的伟大，他依然是一位值得敬仰的前辈。
其他网友回答：准确地来说，他是个语言学家。但对本国文学，偏偏还不能算多通。
季羡林先生对国学中的四门经、史、子、集无一了解，乃至一项精通，怎么配称国学大师？乃至中国文化中的任意一项器物研究他也不知道。诗词歌赋，琴棋书画皆是门外汉，有这样的国学大师吗？
许多人错以为他通佛学，实际也并非如此。佛学界中也许是傍大款的心态，常请他讲话，但其实对佛经不甚了了，含义也弄不清楚。季大师一生，只要是涉及到需要思辨，进行法义分辨的，就基本败下阵来。
他的成就在于掌握了几门比较偏的古天竺及中亚地区的快要失传的语言，对考古及抢救古文献应当是有帮助的。
但涉及其历史见地，常见糊涂，缺乏透视。他虽通梵语，但由于不通佛经之义，对佛教名相也无深入了解，所以许多论文异想天开，甚是胡扯。就像当初顾颉刚考证大禹是条虫的那类做法，在明眼人眼里完全是贻笑大方。
总而言之，这个人真的并不是一个太有学问的人。只能说是一个取得了一定学术成就的学者。大师谈不上，国学更是基本不沾边。反正，在这个事上，国人误会太大了。
其他网友回答：季先生一生大部分时间是研究翻译印度文的，之后，他又对干部劳动锻炼的学校校名进行了研究，认为称“牛棚”最好，结果，干部学校是牛棚，人尽皆知，这大概是他囯学研究方面的最大贡献。
其他网友回答：国学大师……倒是有人把季羡林先生和前一阵子去世的饶宗颐先生并列，合称“南饶北季”。但是，不代表季羡林先生就能称作国学大师。
姑且不论，有没有“国学”这个概念，（事实上，很多文史方面的优秀学者对于“国学”的概念是很反感的，具体原因不展开），就算有，季羡林先生也不是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在世的时候，也是不认同这个称号的，尤其是“国学大师”的称号。老先生活着时候很清醒，倒是很多什么都不懂的人既不尊重事实，也不尊重老先生的想法。
他说过：
“说到国学基础，我从小学起就读经书、古文、诗词。对一些重要的经典著作有所涉猎。但是我对哪一部古典，哪一个作家都没有下过死功夫，因为我从来没想成为一个国学家。后来专治其他的学术，浸淫其中，乐不可支。除了尚能背诵几百首诗词和几十篇古文外；除了尚能在最大的宏观上谈一些与国学有关的自谓是大而有当的问题比如天人合一外，自己的国学知识并没有增加。环顾左右，朋友中国学基础胜于自己者，大有人在。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竟独占“国学大师”的尊号，岂不折煞老身(借用京剧女角词)！我连“国学小师”都不够，遑论“大师”！为此，我在这里昭告天下：请从我头顶上把“国学大师”的桂冠摘下来。 ”很多人给他“国学大师”，那么请问，季羡林先生是研究什么的？主要贡献在佛教史和中印文化交流（比如他的《糖史》）那么，“国学”这个概念又是怎样的？
“国学”来自于日本，没有错，这个词就是日本传入的，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脱亚入欧”，肯定会有其他声音，那时候的“国学”就是对抗“西学”的一种思潮。
近代，中国受到日本影响，也有了“国学”的概念，章太炎在《国学讲演录》里，分国学为小学、经学、史学、诸子和文学。章还提出国学的三个主体部分，为“义理、考据和辞章”。可以看出，这里“国学”跟乾嘉学派的学术很像，而乾嘉学派重视的东西，放在今天的学科里主要是古文字方向的内容（文字、音韵、训诂），而，章太炎自己本身就在这方面成就非凡，他是清代朴学的殿军。
按照章太炎的标准，季羡林先生肯定是不符合标准的。就算“国学”是本国传统之学术，季羡林先生研究的东西大量涉及到古印度，似乎跟“国学”一词关系不大。当然，季羡林先生在学术上贡献是巨大的，这是不能磨灭的，但，称呼还是需要严谨一些。
其实，很多人就是叶公好龙，跟风给学者带头衔，不尊重学者自己的感受，不尊重事实，而是随意的瞎掰，这是不对的。说的人多了，不代表这就是事实。
以上就是我的回答，希望对这个问题有所帮助。
其他网友回答：当然不是啦，季羡林是大师，没有人会有异议，甚至说他是超级大师，恐怕都没人反对。但要说季羡林是国学大师，恐怕季羡林都会从坟墓里跳出来反对，为啥？人家季羡林是研究梵文梵学的，说白了就是研究印度文化的，他创立的学科就叫印度学。你说，他能叫国学大师吗？要是大家都把他封为国学大师，那一干天堂里的国学大师，将情何以堪？
其他网友回答：季羡林先生从来没说说过自己是国学大师啊。为什么后人非要给他封个耀眼的头衔才算对得起这位学人。
季羡林先生的弟子梁志刚先生曾写过一篇名为《非凡之学 平凡之人》的怀念文章，其中有一处细节我印象深刻。
2005 年，梁志刚准备准备为季羡林先生编文集，原稿中有“大师”“国宝级学者”“北大唯一的终身教授”等字眼均被老先生删去，还不高兴地说：“正在写文章，‘辞国宝’‘辞大师’，真正的大师是王国维、陈寅恪、吴宓，我算什么？ 一个杂牌军而已，不过生得晚些，活的时间长些罢了。是学者、是教授不假，但不要提‘唯一的’，文科是唯一的，还有理科呢？ 现在是唯一的，还有将来呢？外人这么说，是因为他们不了解，你们是我的学生，应该是知道的。这不是谦虚，是实事求是。”
张曼菱也曾说过，1999 年在北大勺园为季先生庆祝米寿的宴会上，来宾致祝词以后，寿星致答词：“你们说的那个人不是我。”
当各种不虞之誉夹杂求全之毁如同潮水般涌来的时候，季羡林先生文坚辞三顶桂冠，并且郑重申明：“ 我七十岁以前不是圣人，今天不是圣人，将来也不会成为圣人。我不想到孔庙里去陪着吃冷猪肉。我把自己活脱脱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这话说得掷地有声。
季羡林先生去世后，在相关讣告中，提及他学贯中西、汇通古今，在语言学、文化学、历史学、佛教学、印度学和比较文学等领域建树卓越，堪称学术界一代宗师。他精通梵语、巴利语、英语、德语、法语、俄语等多种语言，是世界上仅有的几位研究吐火罗语的学者之一。
也是没有冠以所谓“国学大师”的称号。
张曼菱曾写《几多风雨几多愁》一书，全面而细腻地给读者介绍了她眼中的季羡林先生，先生在人生的最后阶段是被许多人利用着，抬举着，做了许多自己不想干的事情的。我记忆中最深刻的三个字是“寿者辱”，有些凄凉，也很残酷。
总之，老人是值得尊敬。
其他网友回答：前段时间饶宗颐先生鹤归西天，“南饶北李”在极乐世界再有新的学术思想交锋。季羡林先生去世将近十年，从季老去世到现在一直有关于季羡林是否为国学大师的争论。在生前，季羡林就专门撰文辞“国学大师”的称号，这是季老的自明之处，而不像现在一些所谓的“国学大师”打着“国学”的名号行骗江湖。
这些年国学被滥用，使得国学失去了原初的意思。国学最初是指中国传统文化经典，包括从先秦诸子到明清小说等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经典典籍。宽泛来讲，有悠久历史的人文学科均可以划入国学的范围。而“国学大师”就是对于国学十分熟识通达之人，像王国维，钱穆，陈寅恪都可以称作“国学大师”。王国维的诗学研究，钱穆的史学研究，陈寅恪的魏晋南北朝研究均是各自学科的扛鼎之作，他们的国学修养均是最顶尖的，直到今天这几个学科的研究均要借鉴他们的研究成果。
在学术成就上，季羡林确实达到了高水准，季老的梵学、佛学、吐火罗文研究都有突破性成果出来，对于吐火罗文研究，梵学研究，比较文学研究，语言学研究等学科，季羡林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后人在做这些学科研究过程中很难绕过季老的研究成果。除了专业的学术研究之外，季老的散文写作也有极高水平，他的《牛棚杂忆》已经成为那个特殊年代的见证。从这几个角度看，季羡林可以称作当代的“国学大师”。
其他网友回答：解释"国学''要讲国学概念的历史，中国什么时间出现了''国学''一说。
国学这个概念是'五四'以后，民国初期和'国术'(中国武术)'国技'(杂技耍大鼎、顶碗等)'国医'(后来称中医)'国艺'(剪纸、盆栽盆景等)'国画''国语'(后来称汉语)等等，一起出现的。
'国学'就是指中华民族传统的、中国特有的四书五经、诗词、骈文、韵音等学问。
百度百科解释''，是以先秦经典及诸子百家学说为根基，涵盖了两汉经学、 魏晋玄学、 隋唐道学、 宋明理学、 明清实学和同时期的先秦诗赋、 汉赋、 六朝骈文、 唐宋诗词、 元曲与 明清小说并历代史学等一套完整的文化、学术体系。
从这个观点判断季羡林就称不上真正的国学大师了！
其他网友回答：<2>季羡林：真正的大师是怎样炼成的
谈起季羡林，大约所有人都不会感到陌生。
他是著作等身的学者，活到98岁高龄，精通12国语言，通晓14门学科，在梵语、吐蕃语等研究领域的造诣少有人企及；
他一生笔耕不辍，有两千万字的作品留存于世；
他提出“教育必须破除重理轻文的理念”，让莘莘学子尤其是文科人才受益终生；
他推崇的“天人合一”“天下大同”“文化自信”，至今仍不过时。
在季老先生的一生中，刻着“天道酬勤”，也刻着“高洁自守”。
他是一位大师，也是一个传奇。
寒门出贵子
季羡林幼时家贫，6岁时，父母把他过继给经济条件较好的叔父，由叔婶抚养长大。
叔父见他天资聪颖，便送去读私塾，私塾里的国文老师是前清状元，这让季羡林从小就接受到最好的精英教育。
考大学时，季羡林成绩优异，只报了清华、北大，被两所顶尖高校同时录取，他选择了清华，专修德文。尔后，被派往德国留学。
他原本打算在德国镀两年金就回国，没想到遭逢二战，阻断归途，季羡林回不来了。
这一待，就是十一年。
在此期间，音讯隔绝，国内的亲友甚至不知季羡林是生是死。
他的老师上了战场，他就跟着学识渊博、精通各个语系的师爷，心无旁骛，苦学11年。
季羡林形容那时的自己，“无家无国，无可依傍”。
由此观之，季羡林儿时受到传统国学教育，少时深得西方文化浸染，深厚的学养来自博古通今，中西贯通。
在他的生命中，没有一年是被浪费的，最好的青年时光，一直或主动、或被动的处于求学状态，并始终接受最优质的教育。
因此，人们说“百年之内不会有第二个季羡林。”
正是这些传奇经历，成就了独特时代下无法复制的泰斗大师。
我放下过天地，放不下你
因6岁离家，寄人篱下，季羡林养成拘谨内向的性格。
读大学时，亲生父母相继去世。
从辞别母亲，到母亲离世，其间十几年，他只见过母亲两面，这在季羡林心中留下了永远的伤痛。
直到耄耋之年，谈及母亲，他泪眼婆娑：“这世上的任何荣誉地位，都比不上在母亲的身旁更加幸福。”
过早承受分离，没有享受过父爱母爱，童年时几乎没有体验过亲密与依恋，这使季羡林的感情道路十分坎坷。
高中毕业后，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季羡林与长辈包办的妻子结婚。
妻子没有文化，跟国学修养深厚、渴望精神交流的季羡林毫无共同语言。
这在那个年代是普遍现象，很多文豪才子都放弃了结发之妻，转而寻求有知识、有文化的新女性，如鲁迅许广平、徐志摩陆小曼、郁达夫王映霞等。
但季羡林始终没有逾矩。
也不是没有遇见过怦然心动的女子。
在德国时，年轻的季羡林与房东女儿情投意合，书稿、文件总是女孩帮他用一台老式打字机打出来，整整齐齐地放在书桌上。
但此生，他们只牵过一次手，再无其他。
季羡林生于礼仪之乡山东，自幼接受传统文化的洗礼，对妻子怀有强烈的责任心，纵有过心动，却恪守底线，坦荡忠诚。
感情本就是求仁得仁的事。
战争结束，季羡林离开德国，房东的女儿终生未嫁。
若干年后，是否会有一个白发苍苍的德国女子，守着圆桌，桌上有一台老式打印机，凭吊往事呢？
季羡林写道，“所有的幸福、美与爱，都与我无关。”
回国后，季羡林把妻子从老家接来北京，但因感情稀薄，两人一个住客厅，一个住卧室，就这样住了一辈子。
对她，他只知责任，不知爱情。
从季羡林身上，不难看到传统士人君子的精神，尽管留洋多年，骨子里依然固守传统旧道德，用少年时代所学的四书五经约束自己，捆绑自己，不惜压榨个人幸福。
我不知这儒学塑造的士大夫精神是否值得颂扬，但季老先生，大约当真是中国最后一位士人了罢。
天道酬勤
放弃了喜欢的女孩，和在剑桥任教的高薪职位，季羡林回到百废待兴的祖国，迎来了他的黄金时代。
他在北大，教学生、做学问，每天4点半起床，成为燕园亮起的第一盏灯。
季羡林戏称，“我不是闻鸡起舞，而是鸡闻我起舞。”
他有一张破藤椅，每天中午在此午睡，因他担心睡床太舒服，会睡得太久，浪费时间。
由此，诞生了一幅著名的《三睡图》：藤椅上午休的季羡林，和两只卧在他身上的爱猫，此谓“三睡”。
面对世人的敬佩，季老谦逊道，“我这一辈子，只一个勤字而已。”
他穷尽古今中外做学问，不舍昼夜地与时间赛跑，一辈子勤于求知、勤于教学、勤于研究，是真正的学者。
他用生命创作，曾写下73万余字的《糖史》，堪称鸿篇巨著。
季羡林不是科学家，对科技可以说是门外汉，为何要写研究制糖历史的《糖史》呢？
他说：“我写《糖史》，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与其说写科学技术史，毋宁说写文化交流史。”糖，这一家中必备食品的背后，实则隐藏着一部遍及五大洲几乎所有国家的文化交流史，通过研究“糖”在世界传播的过程，便可揭示人类文化交流史的重要方面。
而这样一部伟大的作品，竟是在季老70岁时开始写的，直到87岁方才写完。
他忘我地求知，甚至忘记了年纪和岁月。
牛棚杂忆
从十年浩劫走来，季羡林也曾被批斗。
但与那个时代诸多知识分子不同的是，季羡林从未心怀委屈、愤懑，他在思想上与彼时的国家保持高度一致，认为自己在二战期间，偏安德国，的确没有在国家最艰难时为国效力，尽管这并非他本意。
这也是季老先生十分独特的思想。
正因如此，他熬过了那段艰苦岁月，没有像其他文人学者，不堪其辱，逝如秋叶。
他写《牛棚杂忆》，说：“我不传递仇恨，这只是一面镜子。”
阴云密布的年月，季羡林仍未放弃学习。
他每天将一句梵文诗抄在小纸条上，趁没人时，取出翻译，冒着生命危险，顶着政治高压，依然不放弃对文化的执着。
择一事，忠一生。
文革结束，他整理译稿，这就是总共七章、有24000对对句的史诗级著作《罗摩衍那》。
无论在情感、为人、做学问方面，季羡林都坚守着某种士人精神，压榨了自己一切的乐趣，自由，欲念，似乎只为了学术、尊严与精神而活。
顾城有诗，“一个人应当活得是自己并且干净”，季羡林堪当此谓。
他秉持高洁的精神，极端克己，在文坛、在学界、在政界，无论身在何处都受人尊敬。
尽管年事已高，被尊为“国宝”，季羡林仍平易近人，待人谦和。
所有学生到季羡林家中拜访，无论尊卑亲疏，走时，他都会把他们送到门口。
高山景行
季羡林的伟大之处，还在于他站在时代前沿，窥破大势所趋。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改革开放浪潮汹涌，崇洋之风初开，季羡林写《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劝导国人树立文化自信，切勿“富裕之后骨头却软了”。
他断言，21世纪，东方文化定会重焕辉煌，因为西方追求的“用科技征服自然”，若不加节制，不重环保，必将走向毁灭。
而中国古人从不与自然为敌，倡导无为、和谐、天人合一，绿水青山便是金山银山。
他还提出“大国学”理论，即国学既包括汉家儒学，也包括少数民族的文化，甚至包括国际世界的文化，皆可取其精华，为我所用。
这将使地缘政治不再敏感尖锐，天下大同也会消灭战争。
这些不断被时代印证的论断，使季老成为永远的大师。
98岁时，季老辞世，书桌上摊着未完成的手稿。
临终前一周，他还在坚持创作。
一代大师季羡林，他的人生诗意，敏感，坚韧，充满了奇特的矛盾与碰撞，或许这恰是他的传奇之处。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李梦霁，磨铁图书产品经理，著有畅销书《一生欠安》
2016、2017年度中国影响力作家，微博：@李梦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