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克松曾说：“判断社会制度的优劣，不用进行意识形态论证，看同一个民族建立的两个国家，人们往哪里跑，就一清二楚了”。

50年代末开始，东德每年有十几万、几十万国民越过还没有封闭的边畀逃向西德，直至1990年3月，东德与西德统一。

西德的富足与繁华，并非东德民众大逃亡并最终“亡党亡国”的最主要诱因，严重的社会不公、官倷阶层的特权与腐败，令人窒息的政治高压，看不到前途和出路等，才是最重要因素。

西德的持续辉煌，最重要的并非政府首脑和内阁成员个人能力有多强，制度和政策才是最关键的因素。

东德与西德统一，是正义统一了邪恶！是富裕统一了贫穷！是光明统一了黑暗！是民主统一了专制。

吐蕃乌海之战

苏定方乌海之战是1900年于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出土的吐蕃文历史文书记载的一场古代战争，然而关于这场大战的资料在汉文史籍中均没有记载，敦煌遗书的描述因此已无法进行对照考证，成了学术界未解之谜。相关译文可参考以下两部译著：

一、“至羊年（高宗显庆四年，659年），赞普驻于乍之鹿园。大论东赞驻吐谷浑。达延莽布支于乌海东如与唐廷苏定方交战，达延战死，且以八万败于一千。一年。”——参见黄布凡、马德合著的《敦煌藏文吐蕃史文献译注》编年史第十条（甘肃教育出版社，2000年）。

二、“及至羊年，（高宗显庆四年，己未，659年），赞普驻于‘札’之鹿苑，大论东赞前往吐谷浑(阿豺)。达延莽布支于乌海之‘东岱’处与唐朝苏定方交战。达延亦死，以八万之众败于一千。是为一年。”——参见王尧、陈践践译注的《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大事纪年（增订本，民族出版社，1992年）。

从西藏史料看苏定方与吐蕃其实发生过两次交战。

659乌海一战可以确定存在: 这个白纸黑字写着，《吐蕃大事纪年》谓以苏定方一千击败达延八万，《唐吐蕃重要文献选辑》谓苏定方和达延交战，交战之后，达延的部落人口由八万锐减到一千。综合两书记载，苏定方与达延在乌海交战，以1000击败80000，交战之后，80000锐减到1000 。有人说是藏学者王尧等人翻译错误，但王尧的藏学水准是公认的，再说他是逐词翻译，出错的可能性较小。1989年出版的《吐蕃史》，也说明了苏定方与达延乌海一战，大败达延，达延损失惨重。

另外667与噶尔·东赞、论钦陵交手一战倒值得研究，此战同样是发生在大非川之前的唐、蕃大战（新旧《唐书》、《通鉴》等汉史诸书皆不载）：

据《西藏王臣记》记载：【伦布噶(即禄东赞)为报此恨，又率领藏军十万，大袭唐军，噶尔卒于军中。此后又盛传唐军入藏，急将觉阿释加像迎至神变寺，藏于南镜门内，以泥封门，别绘一文殊像以掩之。未儿，唐军果至，纵火烧布达拉宫，未能将觉阿佛像迎走，乃将不动佛像运至半日程地】。

（注释：1、噶尔卒：《敦煌本历史文书》仅载：“兔年（667），大伦东赞逝于日布”（该书17页））。2、唐军入藏：松赞干布去世，芒松芒赞继位，其间约20年，汉藏之间几乎没有发生过大的冲突，只有咸亨元年（670）大非川之役，而这也是因为吐蕃与吐谷浑不和，唐廷未为与夺，吐蕃怨怒，才引起兵祸，然战事亦只在青海境内进行，并未闻有唐兵入藏之事。《敦煌本历史文书》亦无此类记载，也可能是属于虚构或误会。芒松芒赞二十七岁时，逝于后藏之八狼岗）。

《新红史》中也有这个记载，吐蕃出兵十万攻唐记载吻合，但不是发生在芒松芒赞时期，而是发生他儿子时期.... 而且里面出兵的大臣叫噶尔（其实就是禄东赞）。

与禄东赞大战之后，《西藏王臣记》、《新红史》等藏方史料记载唐军入藏，直入吐蕃首都，纵火烧布达拉宫。这种事，如果属实的话，除了663年后担任安集大使防备吐蕃的唐军统帅苏定方（亦可能他派遣其他将领入藏）还能是谁做的？ 在大胜禄东赞之后，苏定方趁机深入吐蕃，打到首都，纵火烧布达拉宫……

《白史》也记载，吐蕃灭吐谷浑后，苏定方就被调去防备他们。时间、空间都支持双方有摩擦的可能性。再根据苏定方、噶尔·东赞二人卒年皆在667年（乾封二年），可认定他们这个时间有交手的可能性。

不过《新红史》2003版学者注释里对此说有疑问，学者认为唐军入藏拉萨不实，是藏人将汉史翻译错误所导致，据《汉藏文书》，里面藏人翻译《新唐书·吐蕃传》，提到薛仁贵率百万唐军，被论钦陵击败。还把薛仁贵的官名翻译成了他进攻吐蕃拉萨的意思.... 不过对此保留意见，《西藏王臣记》里说了，唐军攻藏，是在禄东赞兵败身死之时，即667这段时间，不是《新红史》里学者注释所言的670这段时间，由于西藏史书都没写时间的，所以只能根据前后文自己推测，人物卒年成了很重要的参考依据。

第二段文字他否定了禄东赞与唐军交手，大谬特谬！不与薛仁贵交手（670）并不代表不与其他唐军交手！ 而且当时的学者资料有限，看一史否定一史，说服力不强，事实恰巧是，第二段注释文字说明了禄东赞在该卒年（667）与唐军发生交手的可能性，这个人，自然就是苏定方！

另有【西藏寺庙中保留的吐蕃大将在打败薛仁贵后，写给松赞干布的书信中忆苦思甜的回忆道： 当年唐军将领苏定方在世时，以八千骑兵与我吐蕃十万精锐交战，大战之后，我吐蕃十万精锐仅仅只剩八千】。论钦陵在670忆苦思甜说，当年我吐蕃十万精锐与苏定方八千人交手，最后剩下八千！就是感慨自己老爸当年被苏定方打得体无完肤的时候.... 按史书记载，禄东赞与唐军作战期间死于军中（阵亡或病死于军中）。

这两场都是汉史诸书皆不载的苏定方赫赫战功，如果不是吐蕃史料，恐怕永远只能埋没于历史黄尘中了，参考《资治通鉴》、《新唐书·吐蕃传》该年（667）吐蕃战事： “生羌十二州为吐蕃所破。” “自是岁入边，尽破有诸羌十二州。”结合西藏史料，噶尔·东赞发兵十万寇唐，打下的应该就是这些“生羌十二州”，随即和苏定方发生遭遇战，《新红史》、《西藏王臣记》皆指出禄东赞于667率十万吐蕃军与唐军作战，并卒于军中。《资治通鉴》、《新唐书》、《白史》佐证禄东赞攻吐谷浑之时，唐朝调苏定方防备吐蕃，论证两人交手时间与空间上的可能性，西藏寺庙中的文书指出，论钦陵打败薛仁贵后忆苦思甜，回忆当年吐蕃十万大军与苏定方八千交战，最后被歼72000，只剩8000 根据战斗的惨烈状况。再参考《新红史》、《西藏王臣记》、《白史》中的记载，可以确定，667年发生的唐与吐蕃之战，为苏定方8000大败禄东赞100000，歼灭72000，只剩8000，禄东赞本人也因此战而死（参考《新红史》注释）。

苏定方乌海一战1000大破吐蕃8万，领兵的吐蕃副大相达延战死，惨败震动吐蕃朝野，吐蕃大相禄东赞被迫暂时去职，达延是吐蕃的副大相，是当时吐蕃政权的三号人物，位高权重。禄东赞是吐蕃的权相，噶尔家族在吐蕃专权四十余年，当时吐蕃赞普尚幼，此战震动过大，禄东赞有必要暂时辞职，就像街亭之败，诸葛亮需要自贬？这并没有妨碍噶尔家族继续专权。 至于苏定方为什么战绩被埋没，要考虑到此战苏定方带兵非常少，斩获不会太多，虽然重创了达延，但由于消息的闭塞，不知道他最后因此死了，唐朝方面就认为没有多少功劳的可能性。 再说苏定方事迹被埋没，史有明证，在编撰旧唐书的时候，史学家就感叹：邢国公神略翕传，雄谋勘定，辅平屯难，始终成业。疏封陟位，未畅茂典，盖缺如也。 苏定方和许敬宗，李义府关系不错，而到他病逝的时候，唐朝当权的恰好是这两位的政敌刘仁轨等人，所以他病逝，李治都没有及时知道，后来又以许敬宗修史不实，又是刘仁轨等人监修国史，进行纠正，苏定方一些战功被埋没有什么奇怪的。

有本书是吴晗的《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

“清修《明史》，把它自己祖先这三百年间的历史都隐没了，窜改了，歪曲了，为的是好证明清朝的祖先从来没有臣属于明朝，没有受过明朝的封号，进一步强调建州地区从来不属于明朝的版图等等政治企图。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在修《四库全书》的时候，把明人有关建州的真实史料都作了一番安排，办法多种多样，一种是毁板，禁止流通；一种是把书中有关地方抽掉，弄成残废；一种是把有关文字删去或改写。推而广之，连明朝以前有关女真历史的著作也连带遭殃，不是被删节便是被窜改了。

　　1932年，吴晗在北平图书馆意外发现了《李朝实录》，充分意识到此书的重要性。他希望通过对该书中“中国、朝鲜和朝鲜与建州、建州与明的史料”(11)的辑录，理清清朝建国前的历史，重写建州史，以证明东北三省自明朝起就是中国的领土，实现学术救国的理想。故而从1932年开始，吴晗利用周六、周日的时间，去北图抄录《李朝实录》中的有关史料，风雨无阻，坚持了四年，一直到1936年，前后抄了80本，抄到《李朝实录》第498册，1649年止(12)，定名为《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