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妄自大之人；不知自己为何物？大事做不得，小事做不好！学问有一点；但没有做过一点点为人民服务之事实！虚有其名，实则宵小之辈。读多了一点点的书就以为自己是“圣人”却真是贻笑了后人。

这种人狂妄，呆板，死犟，有学识，是人才，但只适干教书匠或或文史馆工作，专业研究工作。干政治教条主义，不适合从政。所谓预言是刚愎自用与狂妄自大表现。

没有必要花精力！自命不凡，很会唱戏！至今不明白为中国革命和人民作多大贡献？

自认为是一个时代的巨儒，承孔孟之遗风，后无来者未可追。梁大儒健在时天地早已变色，白色中国已变成红色中国。百年落后，百年挨打，百年卑躬屈膝的抗争，五四文化洗礼后的中国扬眉吐气地站在世界东方。梁先生更致力于国家建设。

两弹一星，‘东方红′响彻环宇，全国红旗招展，激情燃烧的建设祖国，梁先生前半句不虚，建国成就与儒家思想关联无。不破不立，推陈至新，儒文化显然没与时俱进。梁先生其言其意也善，有自己的儒学思想。

历史为之改辙也一语中的，中国是人民之中国，非一人(帝王)之中国。人民是这个国家的主人。

梁先生是有旧文人气节，存忧国爱国之心，兴办乡村教育。但有文人的清高，表面看此话有失谦谦君子之风度。

话虽有些满，也符合他一生致力儒家思想深厚研究，是中国最后一位大儒。

识时务者为俊杰，梁先生的孔孟思想，不合乎那个年代，令人悲悯。

太高看自己了吧，难道天老爷还怕你不成。

梁漱溟先生是建国以后少有的拒绝对自己以前的思想做检讨的思想家（不像后辈冯友兰），即使在与毛主席的几次交往中，也是直言不讳，坚持己见。由此可见其傲然清高的风骨。

1942年初，梁漱溟先生在躲过日军的炮火之后，给儿子写了封信：“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将为之改辙。”初看觉得其狂傲，细思下，这是一代大儒的文化自信。而由梁漱溟先生开创的新儒家，也的确在传承和反省传统文化方面有着很大的贡献。

梁漱溟先生从小受到的是西式教育，二十四岁时应蔡元培的邀请，到北京大学任教，二十八岁出版了《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在当时掀起来中西方文化对比的热潮，在国外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他认为，只有“村治”才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出路。身体力行地在山东邹平开展乡村建设，后因抗日战争的爆发而终止。

建国后，梁漱溟先生并没有选择前往港台，而是留在了大陆。虽经过一系列的社会运动，他仍坚持着“独立思考，表里如一”的原则，不低头、不妥协，坚持自己的信仰与学术，这是真正的学者的清高与自信。 正是这种坚持，到了八十年代，已经九十多岁高龄的他仍写出了两本非常有价值的著作：《人心与人生》、《东方学术概观》。

中国文化得以传承和重新认识，梁漱溟先生功不可没。“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将为之改辙。”从今天来看，梁漱溟先生说这句话认识到了自己承接的天赋使命，说这话不是狂傲，而是感受到了沉重的历史使命感，让人敬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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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先生就是一个文人，一个有学问、有情怀的文人。对社会有研究，但总是有失偏颇，很多时候看不到问题的实质。比如，1946年10月28日他私自向国民党提交一个停火建议，周恩来得知后很生气指出他违背了前期中共与几个民主党派定下“君子协定”，经周一批评，他知道错了赶紧把那个建议取回来，因为来得及时才避免一场让中共陷入极大被动事件的发生。再说建国后他与毛泽东的争论，不管你有理无理都应该讲究方式方法，当时他执意要把话讲完，众人都劝他不住，……看起来他在坚持，他不随波逐流……但是最后的局面不仅给他个人造成损失，也给领袖带来伤害，给组织带来伤害。为了自己一时痛快和“名节”而不顾全大局，这不仅是少数“文人”的迂腐、自大，实际上也是自私。梁先生“我若死，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将为之改辙”，说明他老人家永远只能是个做学问的“文人”！

此人不懂“工业化”对于一个大国的重要性，更不懂一穷二白的农业大国要完成工业化是必须要付出巨大民族牺牲的道理。但此人的文人风骨值得现代知识分子学习，颟顸而不惧权威是他“士子”人格的一体两面。毛主席十分了解梁漱溟，梁漱溟不十分了解毛主席。毛主席的一句“此人一贯反动，不足为奇”，在特殊时期保护了这位“前朝遗老”。主席对自己这位革命早期结识的朋友是有大雅量的，今天中国门类齐全的工业化成就是那一代农民付出了巨大代价换来的。梁漱溟如果看到今天中国的工业化水平，看到今天中国农村的变化应该是会有新的思想认识的。

不过是不知天高地厚的旧式文人的狂妄之语而已。试问他的一生，解决了中国什么问题？他曾经与毛主席有过数次争论，尤其是中国社会是需要改良还是需要革命的问题，他认为中国革命不能成功，但事实证明，中国革命在毛主席、共产党领导下获得了巨大成功。

如果说天为之变色的话，应该是毛主席、周总理、朱总司令吧。记得那一年 三大伟人相继逝世，伴随的是陨石雨、地震。

太自以为是了。地球离了谁都转。一些人总把自己看的很重，而且高高在上，严重脱离群众。毛主席是最反对的就是这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