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的《史记》和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哪一部书的可信度更大？这个我不能直接给出答案，但可以用司马迁的一句话来总结，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既然是一家之言，就难免有自己的主观意见在里面，而失去了客观的评价。

说到可信度的问题，这里要从两个方面来看。第一这部史书所依据的史料是否详实可信；第二撰写这部史书的人是否客观公正，其人的品行如何？

先说《史记》，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被鲁迅先生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其实这句话说明了两个问题，第一，史记在史书中地位非常高；第二，史记不仅是一部史书，也是一部非常出色的文学作品，既然提到了文学作品，里面就必然有大量的作者主观感情的抒发和描写。

再看史记的作者司马迁，出身名门，父亲司马谈就是太史令，是西汉著名的学者。司马迁为人刚直不恶、直谏犯上，随身受刑而残，但其志不能移。司马迁秉承父亲的遗志，走遍中国的名山大川，搜集古代各种典籍，呕心沥血编撰成书。

我的观点是司马迁再伟大，也无法超出他时代的特征，因此他的作品必然有其时代的特点和其自身的局限性，但是从其生平来看，司马迁不谋军事、不重政治，专心著书立说，应该说学者身份彰显无遗，且直言犯上为李陵求情，导致汉武帝大怒，深受残害，而其志不移。因此我认为《史记》记述的大部分内容应该较为真实可信。

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我并没有读过，但《资治通鉴》成书晚于史记，因此《资治通鉴》必然选用了之前的史书作为依据和参考。因此从内容上讲，《资治通鉴》肯定要比《史记》更为全面更为丰富，时间跨度更大。

提到司马光，我会想起两件事。第一件事是“司马光砸缸”，第二件事是作为守旧派代表，反对王安石变法。一个是值得信赖，且有勇有谋朋友，一个因循守旧，反对变法的顽固政客。编制《资治通鉴》是司马光在王安石变法期间，自己远离朝廷的十五年里做的一件事。

从后世对于两人的评价就可以看出一点端倪，司马迁是文学家，史学家，思想家，而司马光是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区别在于司马迁属于思想家，而司马光属于政治家，因此《史记》是一位思想家的作品，而资治通鉴是一位政治家的作品。思想家会带入自己的思想，而政治家会带入政治因素，至于大家是相信一位思想家，还是相信一位政客，我想不用我说了吧。

我的观点是看历史，不仅是要了解历史知识，还要形成自己的历史观点，历史著作中都难免或多或少的带着作者自己的观点和时代的特征，而我们作为现代人看历史的同时，要联系实际情况，用自己的分析和判断来得出自己所认同的结论，这一点才是最重要的。

一个人的历史，一家之言。

关于《史记》和《资治通鉴》那个更真实可信？我认为都可信，只是不一定完整而已。因为几千年历史之间，由于各种情况，难免有失落。比如；《论语》在焚书坑儒后，绝大部分均失落了。今本《论语》是没有失落的一小部分，再加口传而整理的。

《史记》本来就是古代史书的总称。从三国开始，“史记”由通称逐渐成为“太史公书”的专名。《史记》作者司马迁，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人。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前（135年）。大约卒于汉武帝征和三年（前90年）。

《史记》从传说中黄帝开始，一直写到汉武帝元狩元年（公元前2年）叙述了我国3000多年的历史。《史记》的重要材料来源于；当时社会上流的《世本》《国语》《国策》《秦记》《楚汉春秋》《诸子百家》等著作和国家的文书档案，以及实地调查获取的材料。

由于司马迁取材广泛，修史态度严肃认真，所以《史记》内容丰富，记事翔实可信。

《史记》对后世史学和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及其深远的影响。而且，其文笔优美，纪事生动。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史记》广泛之传播流行，大约是在东汉中期以后。在唐朝时期，由于古文运动的兴起，文人们对《史记》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当时的韩愈，柳宗元都对《史记》特别推崇。宋元之后，欧阳修，郑樵等以及明朝的公安派，清朝的桐城派，都十分赞赏《史记》的文笔。于是《史记》的声望与日俱增。致于；

《资治通鉴》是一部规模空前的编年体通史巨著。全书294卷，约300多万字。全书前后1361年，按朝代分为16纪。即；周纪，秦纪，汉纪，魏纪，晋纪，后梁纪，后唐纪，后晋纪，后汉纪，后周纪等，共285卷。

由我国古代历史学家，政治家司马光和他的助手刘攽，刘恕，范祖禹，司马康等人，历时19年编纂完成。先由助手分段撰写，再由司马光删削润色总其成，所以全书读起来，如出一人手笔。很少有自相矛盾之处，文字也简洁流畅，富有文学色彩。

在此书中，总结出许多经验教训，供统治者借鉴。书名的意思是；“鉴于往事，资于治道”。即以历史的得失，作为鉴戒来加强统治，所以叫《资治通鉴》。

也正是因为这些，司马光等人才编写，这部具有历史意义巨著《资治通鉴》。《资治通鉴》，是继《史记》以后，对我国提供了一部，非常有价值的历史资料。所以，司马迁与司马光并称“史学两司马”。

《资治通鉴》自成书以来，历代帝王将相，文人骚客，各界要人争读不止。点评批注《资治通鉴》的帝王，贤臣，鸿儒及现代的政治家，思想家，学者不胜枚举，数不胜数。也可以说，除《史记》以外，没有任何一部与之相媲美。

《史记》是一部纪传体通史巨著，《资治通鉴》是一部继《史记》之后的编年体通史巨著。两者都是可信的历史巨著。所不同的是；一个是纪传体，一个是编年体而已。

《史记》和《资治通鉴》的史料都可信，它们之间只是编撰的方法不一样。

《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作品记载了上自传说中的黄帝下至汉武帝太初年间约三千年的历史，史无前例地对这一长时期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过程作了概括的记述。这部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的浩瀚巨著，分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在通史的总则下，以人物为中心，把五种体例有机的组成整体。它所开创的“纪传体”被历代史学家所沿用。从文学上说，《史记》又是我国古代传记文学的典范。它在塑造人物、安排情节和语言运用方面，独具匠心，从唐代传奇到明、清小说都有着它的影响。而《史记》平易简洁的文字，又为唐宋以后散文大家所推崇。至于《史记》所提共的历史故事，更成为后代小说、戏剧的不朽题材。正由于《史记》有其卓越的史学和文学价值，鲁迅曾称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予以高度平价。

另外，《史记》在历史观上，突破儒家正统思想的束缚，承认历史的发展变化。对历史上有所贡献的人物。包括下层人民，作品都为他们立传。在评价历史事件和人物时，表现出强烈的批判精神，鲜明地反映了人民的爱憎。

《资治通鉴》是司马光费时十九年时间在许多学者帮助下所完成的一部编年体通史。（一O一九————一O八六)共有两百九十四卷。起初被命名为通史，但因可作施行政治的参考，所以皇帝特地赐名为资治通鉴。

《资治通鉴》记载了意东周威烈王分晋三卿为侯始，到五代后周世宗显德六年止，包含了一千三百六十三年历史。司马光自己说过：“臣之精力，皆尽于此！”他如此殚精竭虑地编篆此书，到处都可见到“臣光曰……”，来表示司马光自己对历史的评论。

此书是根据丰富的资料和考证写成，所以成书之初。便被世人誉为名著，评价甚高。而司马光不但是有名的史学家，也是宋代政治家中，反对王安石新法的旧党领袖。

纵上所述，《史记》和《资治通鉴》只是编篆方式上的不同。《史记》是纪传体；而《资治通鉴》是编年体。史料详实应该是可信的。

现存的史书中，《左传》是中国历史上可信度最高的史书。而《史记》是秦朝之后，可信度最高的史书。

先说《史记》。

《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记载了上至黄帝轩辕，下至汉武帝太初年间的历史。她既是一部优秀的史学著作，又是一部经典的文学著作。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从司马谈开始，就搜集史料。司马谈死后，司马迁继承父亲遗志。与汉武帝太初元年，正式作《史记》。 天汉二年，司马迁因为李陵辩解，被汉武帝判处死刑。司马迁为完成《史记》。忍辱负重，申请改判为宫刑。在征和二年，《史记》基本完成。

《史记》与原本及历史不符之处。

一、被汉武帝削去十篇。

《史记·孝武本纪》原名《今上本纪》，是《史记》十篇“有录无书”者之一。原篇中书汉武帝之恶甚多。武帝怒而削之。致使原著的《今上本纪》逸失。今本《孝武本纪》是录自《封禅书》。对于汉武帝的事迹，除了借助《史记》中的《封禅书》和《平准书》外，还需参阅《汉书·武帝本纪》。 除了《今上本纪》外，还有《孝景本纪》等九篇被汉武帝所毁。

二、《史记》中唯一个不符合历史的事件——赵氏孤儿案。

据《左传》记载，赵庄姬与小叔子通奸。以后，小叔子被赵氏流放。赵庄姬迁怒赵氏。便在哥哥晋国国君面前诋毁赵氏。赵庄姬、晋君、郤氏、栾氏联合诛灭赵氏。而屠岸贾并非元凶，仅仅是个马前卒而已。

司马谈收集历史资料，应当有人读过赵国史书。在赵国史书中，掩饰了祖奶奶赵庄姬之罪行。把罪责全部推卸给马前卒屠岸贾。

《史记》中所记载的赵氏孤儿的故事，虽不符合历史。应当于赵国史书一致。

三、六国年代错乱严重。

《史记》中六国年代错乱严重，这是焚书坑儒所致。六国史书被焚毁。故事却大致流传可下来。口耳相传的故事，最容易出错的就是年代。 四、传抄过程中产生的错误。 例如：把燕简公写成燕惠公。郑桓公并非宣王庶弟，而是同母胞弟。 这些司马迁应当没有出错。而是后人传遍过程中出现了纰漏。 即便如此，《史记》也秦朝之后，可信度最高的史书。

再说《资治通鉴》。

《资治通鉴》是北宋司马光所主编的编年体史书，共294卷，三百万字，耗时19年。记载的历史由周威烈王二十三年，西元前403年，至五代的后周世宗显德六年，西元959年。计跨16个朝代，包括秦、汉、晋、隋、唐统一王朝和战国七雄、魏蜀吴三国、五胡十六国、南北朝、五代十国等等其他政权，共1362年的逐年记载详细历史。它是中国的一部编年体通史，在中国史书中有极重要的地位。

《资治通鉴》的内容以政治、军事和民族关系为主，兼及经济、文化和历史人物评价，目的是通过对事关国家盛衰、民族兴亡的教训进行总结，来惊醒后人吸取教训。 书名的由来，就是宋神宗认为该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而钦赐此名的。

《资治通鉴》虽然是一部可信度很高的史学著作。但历朝历代都有‘修史’。例如，唐朝建立后，得到隋朝的官方史书，在大致保留隋朝史书真实的情况下，对其稍微做修饰。可分为两个方面：

一是对其有所隐瞒的，不符合历史之处，进行修订。使其更符合历史。

二是对其君主，尤其是亡国之君进行黑化。这一点要看史官的史德和开国君主的度量。既有像司马迁那样不以个人好恶篡改历史的良史，也有对君主唯命是从的庸官。

这使得历史司马光想编订一部最符合历史真相的史书，但也无能为力。

所以，《资治通鉴》的可信度稍逊于《史记》。

我们最后再为司马光的史德点赞。

司马光对飞将军李广的遭遇深表同情。司马光与李广后人交情甚笃，依然书其杀已降和杀霸陵尉的误点。

司马光对汉武帝的走狗，法家酷吏张汤深恶痛绝——以腹诽罪处死颜回十世孙，儒家大师颜异【腹诽罪，就是肚子里骂汉武帝】。依然书其廉，没有贪腐行为。

司马迁一方面，用史笔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惩恶扬善。另一方面，不以个人情感篡改历史，最大限度的记录真实的历史。才能是《史记》成为世界名著。

这个问题在中国历学界早己定论。如鲁迅先生所言:《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八十多年來，中国史学界没有任何人敢推翻这一定论。为何现在却有人要提出这样的问题？

最近一段时间，有人为了“洗白”秦始皇在网络上大肆诋毀《史记》和司马迁，诋毁《过秦论》和贾谊，迎合社会上反中医药，反中国武术等反中国传统文化思潮。这不能不引起有识之士的关注和警惕。因而，小编这个愚中带智的探讨题目，就是希望集思广益，确立《史记》的不可动摇性。

《史记》捭阖三千年，从三皇五帝到汉初，填补了暴君秦始皇“焚书坑儒”造成的历史断代缺撼，为中华民族树立了追根朔源航标。它的史学价值是《资治通鉴》无法企及的。如果没有《史记》，我们可能象埃及人一样，对待金字塔“知其然，而不知所以然。”

谢谢邀请！司马迁写“史记”与司马光写“资治通鉴”哪一部书的可信度大？我说可信度都是一样，按照现代的话来说，一脉相承，都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首先，我想说说，什么叫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上个世纪90年代，国务院为了证明中国的夏朝存在，就组织了中国北大和社科院考古队在河南偃师二里头挖掘四期工程，尽管为了第一期是夏朝，后三期是商朝争论不休，但是可以证明的中国历史只有3700年。

为何中国历史就是3700年，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着中国有炎黄五帝，我们将它相加中国的历史应该是五千年。实际上，历史上记载有一个古公亶父，姓姬，他的子孙周武王推翻了商朝，建立了周朝，周公旦颁布了周礼，孔子的儒学的根基就是周公旦的周礼。儒学在春秋和战国时四处碰壁，到了汉高祖刘邦时，儒生二次想去与刘邦沟通，碰壁了二次。汉初时，惠帝、吕后、文帝、景帝都采用黄老之道，与民休养生息，到了武帝时经济开始繁荣。董仲舒开办儒学，宰相卫琯和窦婴都去听董仲舒的儒学，并且将董仲舒迎进给汉武帝。汉武帝听了董仲舒“君权神授”以及大臣们称赞，颁布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西汉开始的儒学，到了东汉时鼎盛时，不但有“史记”中记载的五帝，又加上了三皇，和许多神话故事。尽管有那么许多的故弄虚玄的东西，但是奠定了中国的汉文化、汉字、汉姓和儒学的基础。

“西京赋”记载：殷人屡迁，前八后五。殷商的首都先迁八次，后迁移五次。开始时在山东騰县，后在河南商丘三次，在河南安阳二次。居无所定，逐草而居，又喜欢人殉。就是将活人与贵族死人一起殉葬，少者几个，多者几百个。尽管这些被殉葬的人是奴隶或是战俘，但是也是太野蛮了。所以，郭沫若认为，殷商是游牧民族。可是，现在出土的大量的甲骨文，甲骨文尽管是祭师操作，里面有许多农耕文化。应该说，商朝前期是游牧民族，后期是农耕民族。由于古公亶父的发源地是在陕西歧山，周朝的周武王称商朝为东夷，就是东面的蛮夷。实际上，在当时殷商期间，中原地区有几百个游牧民族，他们都是茹毛饮血，惟有古公亶父一族最早进入农耕民族。周公旦颁布周礼和早期的文化，西周东周（春秋、战国）都是引用和继承了周朝传播下来的一切，以后儒学又将周朝的历史和文化发扬光大，所以早期的东西，都是虚幻的故事，是人为添加进去的。

司马迁年幼时，在父亲指导下，阅读了“尚书、左传、国语、系本”等书籍。年轻时，受学于孔安国、董仲舒德儒学，又访遍于中国的河山。他父亲司马谈在弥留间告诉他，祖先是周朝的太史，希望他能继承祖先的遗志，撰写一部史书。司马迁在李陵案后，将父亲遗留下来的史书和官方的档案，写下了一部旷世大作“史记”。原名是“太史公书”，该书从黄帝时期一直写到汉武帝元狩元年，时间长达3000年，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由于“史记”具有先秦之风，直言评论了汉高祖刘邦劣迹和汉武帝的暴虐，所以“史记”在司马迁的外孙杨恽时才重见天日。

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是中国最大的一部编年史。全书二百九十四卷，上起战国，下到五代末年，宋太祖灭后周，有一千六百年历史。作者按时代先后，以年月为经，史实为纬，顺序记写，对重大事件和各方面的关联交代的清晰，使读者一目了然。但是，资治通鉴的前半部是以“史记”为主，编成了“周记”五卷，“秦记”三卷。所以说，资治通鉴离不来“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五代记，等书籍，同时与儒家的史学观一脉相承的。可以说，资治通鉴是史记的继承版，只不过形式和历史阶段不同。

从学术的角度说，《太史公书》和《资治通鉴》都是正史，都具备基本的可信度，你没法笼统比较谁的可信度更大，只能具体去考证那件事儿有不可信的可能。

为什么？

因为两部书都是正史。

并不是说正史就一定是可信的，正史里被后世篡改的例证多的很。多数正史是后代人修撰前代的史，但依据的档案资料可能在前代就经过了篡改。

但是，相比起野史、八卦、道听途说等，正史又是相对最为可信的。这是因为：

修史很难，但越是修的粗疏的史，有时候反而更可信，因为保留的原始资料多，比如《旧唐书》就比《新唐书》更可信一点，因为《旧唐书》修的很糙，把很多唐朝的官方档案直接拿来抄了很多；而《新唐书》是偶研修主持的，他会根据自己的意图对一些事件提出保留还是删改的意见。

修撰正史，早期是个人行为多，比如司马迁、班固，他们其实是私撰，只是后代把《史记》《汉书》提到了正史的地位。像司马迁、班固等人，都是把修史作为自己一生中最宏大的事业来经营的，寄托了自己的理想，因此态度是极为严肃的。中晚期以后，官方主导、集体修撰的就多了起来。但集体修撰下的史书，也都是找当时的大儒硕学，或是前朝遗老，他们不是那种卖弄自己的小说家，因此态度也是基本可信的。

当然，不论是司马迁还是后来的修《明史》的万斯同兄弟等，他们肯定会将自己的主观看法揉到史书里，但是，但凡是人写的史书，就肯定有人的主观看法，这并不能说明这些史书就不可信的。历史的复杂性，远不是一个可信、不可信就能概括的。

很多人会小看古代人，会学着二三十年代的人说话，说古代的修史水平不高啦，不懂得现代的方法啦，不科学啦，是“一家一姓”之史啦，等等。说实话，这些作为论战是可以的，但倘若抱定了这样的念头去读史，怕是只会把自己读成一个刚愎自用、自以为是的大傻瓜。古人修撰是很讲究方法的，或是亲临古战场做调研，或是访问耆旧做口述史，或是在采用大量官方档案的同时也注意采撷可信度高的补充史料，如笔记、墓碑等。这些方法可能不像现代史学所表述的那样成体系、完备，但够用了。我们只要细心查看，就能发现古人确实一点不比现代人差。

《史记》，必须要放到经学的视野下，才能看清楚其本质。《史记》是后人取的名字，原名是《太史公书》，可以理解为司马迁作为中书令、自诩“太史公”而写的一部“子书”，而不是史书。司马迁是通过著史来表达自己的思想观念，“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大家要好好想想为什么要“究天人之际”。

司马迁听过董仲舒的课，对《春秋》很有研究，还帮助汉武帝搞过历法，这些都是一些意识形态的关键性因素，司马迁在经学史里是被看做靠近公羊学一边的人。

《资治通鉴》，就更不必说了，是宰相整理历史，来帮助皇帝治理国家的，本身就是一部以政治为目的的书。因此，书中有些地方，司马光可能故意采用了一些不够严谨的材料，比如，关于汉武帝的晚年行为，他居然使用了《汉武春秋》这样一部野史，来勾画一个晚年转变为“守文”的汉武帝。在后代多位学者的考证下，证明这个做法扭曲了汉武帝的形象。

仅举此一例，只是证明一点：对正史要相信其基本的可信度，你如果不信，就去考证具体哪个事儿不可信，而不是笼统的鹦鹉学舌的去说“古人都是主观的”、“正史都是帝王史”，这不是谦虚不谦虚的问题，而是成熟不成熟的问题。

《资治通鉴》可信度大得多，也权威些，《史记》显然差好多，里面神化故事、传说太多。

学习历史，《史记》看看就行，《资治通鉴》可以研究学习，比如耄，一生最喜欢研究的书就是《资治通鉴》了。《史记》只是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为“二十四史”之首，地位高，而《资治通鉴》是编年体史书，也更容易理解。

《资治通鉴》的可信度大，但《史记》和《资治通鉴》体例不太一样，其实没有可比性。因为《史记》是纪传体通史，从上古写到汉武帝，这就决定了三个问题：第一，太史公的时候还没有造纸术，记录文字的主要是竹简，而竹简很容易就腐朽了，所以造成上古史更多只能靠口耳相传的传说；第二，既然是纪传体，每篇文章其实是相对独立的，所以存在一些矛盾之处，虽然是太史公有意留下来存而不论的，但肯定有不可靠。

反观《资治通鉴》，写的是战国到五代的历史，因为是编年体，所以整体是一致的，不存在自相矛盾的问题。另外一方面，司马光为什么要从战国开始写？因为春秋历史有《左传》，春秋之前又难写，所以就从春秋之后的战国开始写。战国开始实际上资料就比较完备了，特别是东汉发明了造纸术，所以《资治通鉴》是更可靠的。当然战国部分仍然比较粗疏，这部分可以参考杨宽先生《战国史料编年辑证》。

总体来说，史书写成越晚，可以参考的史料越多，一般也就会更可靠。

感谢阅读，欢迎关注！

这两部书涉及的历史时间段不完全重合，重合部分硬要比的话，《资治通鉴》略靠谱一些吧。

特别是从秦末到汉武帝这段的史料。这段时间史家只能以《史记》为蓝本，包括《汉书》撰写的时候，这一部分内容也几乎就是照搬《史记》。

而司马迁在修史时，材料一方面来源于官方的记载，拜秦焚书所赐，很多宝贵史料已经没有了；所以司马迁还大量走访了当事人的后代，以及实地考察，包括走访历史人物家乡的百姓。这就导致了有一些内容，是民间的传说。

对于民间传说，司马迁采取了折中的态度，适当保留了一些。很多传说有不同版本，他也选取了自己认为可信的。比如荆轲刺秦，秦国史料里只有几句话的记载。但在《刺客列传》里却有非常详细的情节，包括医官用药囊砸荆轲的细节。这个医官一直活到了汉代，极有可能这段故事的很多内容来自于他的传播。但是，在考古发现的东汉石砖画上，也有荆轲刺秦的故事，里面又不一样了。画上秦王不但没有佩剑，反而手上拿了一块圆形的玉璧。而秦王的近侍都有佩剑，和司马迁所说“殿上不准带武器”又不一样。可见各地流传的版本都有出入，这也符合民间传说的传播特点。司马迁应该是选择了他认为相对合理的。

但是司马迁毕竟是个人修撰体量巨大的史书，难免会出现疏漏，《史记》里也有许多矛盾之处，包括同一件事，在不同人的传记里说法不一样，以及事情发生的年代有误等等。比如秦始皇的父亲究竟是谁。这些问题，后世的修史者发现之后，都会进行考异和适当的修订。

《资治通鉴》就是如此，不仅修订了一些错误，还对一些一看就知道是虚构的神话传说进行了舍弃。所以在涉及到《史记》相同内容的部分，《通鉴》占了时间和人力上的优势，要更靠谱一些。

《史记》之外的部分，《资治通鉴》在引用时也有取舍，这里也可以举个例子。

《三国志》里说到鲁肃把荆州借给刘备时，特意提到曹操，说他当时正在写字，听到这一消息，震惊得笔都掉在地上。这一细节《资治通鉴》就没有采用，认为过于夸张，曹操不至于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