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宗为何要贬低王献之？

我们先来看看李世民在《晋书 王羲之传论》中对王献之书法的评价：“观其字势疏瘦，如隆冬之枯树。览其笔踪拘束，若严家之饿隶。其枯树也，虽槎枿而无曲伸。其饿隶也，则羁羸而不放纵。兼斯二者，固翰墨之病焉。”

李世民对王献之书法的这段评语，刻薄之极。完全否定了王献之对书法所取得的成绩。李世民为什么要这样做？难道和王献之有仇吗？他们之间相距两百年，怎么可能会有仇！唐太宗对王羲之推崇倍致，称其书法“尽善尽美”，而对王献之进行打压，以孝道为借口打压王献之，证实他喜欢王羲之是有道理的。

在魏晋时期，父子书法家有很多。蔡邕，蔡文姬父女。钟繇、钟会父子。卫瓘、卫桓父子等。唐太宗为什么专挑王献之来说事呢？王献之的书名，在南北朝时期，为天下人所重。时人只知有献之，而不知有钟繇、王羲之。这本来是书法风格的自然流行。偏偏唐太宗喜欢王羲之，做为九五至尊的皇帝，喜欢的却是被当时人们普遍认为不如儿子的王羲之，这脸上搁不住啊。王献之是不是不孝之子？王羲之去世时，王献之才十八岁。按现在来说，刚高中毕业。进入成年人的行列。古代的成年稍稍早一点，十六岁。少年时期的王献之聪明好学，少言寡语。在当时的世族中口碑很好。并无不良记录。为什么就背上了不孝的恶名呢？

正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在《晋书》中记录了王献之与谢安的一段对话。谢安问：“卿书何如右军”？王献之回答：“固当胜”。谢安说：“大家都不这么认为”。献之又答说：“世人怎么知道”。就是前面的一句“固当胜”，就是王献之不孝的证据。自称胜父，便是不孝。

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孝道乃是立国之本。百善孝为先。一个人忠与不忠，先看他是不是有孝行。不孝的人，绝对不会有忠诚之心。唐太宗为了他个人的喜好，打压一个“不孝”的人，他的理由就冠冕堂皇，充满了阳光！

献之胜其父者，唯草书也！

观羲之行书，从笔法到技能之难，至今无人可及，即便是献之的行书卓绝，然，较其父亦难以相提并论。

至若草书，献之曾劝其父亦习其一笔书，然，羲之不置可否。以我枉自推断，羲之非不能也，是其估令其子成不世之名，故不习也。

学过羲之的草书《十七帖》的朋友，可以仔细看看，羲之的草书，顿挫明显，方笔与圆笔的交替无不尽善尽美，试问，除了羲之还有人能做到吗？以这样的笔法去书写献之的一笔书。以我的愚见，那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啊！所以，我的结论是羲之若习大草，献之远不及矣！

李世民的结论，其实，也是虞世南的结论，他们君臣论断羲之为 书圣，可能是有诸多的其他因素。然则，我们书法人也知道一个事实，乾隆曾经大力推崇过他的御用书法家张照，也有言其是羲之之后无人堪及的论断，然，现代的书法人有几人能记得张照这个人物呢？所以说，即使是帝王极力推崇，如果没有真正的实力，同样不能被后世认可。

羲之能成书圣是实力使然，绝非太宗一己之力所定断的！

唐太宗喜欢王羲之而不是其儿子王献之的书法，没有刻意打压王献之的意思。而是从王氏父子书法比较出来的，他曾说:"献之虽有父风，殊非新巧。观其字势疏瘦，如隆冬之枯树，览其笔踪拘束，若严家之饿隶。其枯树也，虽槎枋而无屈伸，其饿隶也，则羁羸而不放纵。兼斯二者，固翰墨之病欤！"字势疏瘦，笔踪拘束"这是"翰墨之病"。一个人喜欢，追求什么样的书风，与其学识，性格，审美倾向，社会地位有关。作为唐朝开国皇帝的李世民，他要的是国泰民安，"其枯树也，其饿隶也“，语气有浓厚的感情色彩。唐太宗的这样论述完全倾向于王羲之，这样倾向对后人在欣赏王氏父子书法书法是必然会产生影响。但是历史的看，客观的看，王氏父子书法是各有所长，各有千秋的。作为后来人，我们要研究王氏父子不同的书法特点，吸取他们的所长，为自己的书法作品服务。

唐太宗李世民大赞王羲之，贬低王献之，事实确实如此，唐太宗甚至专门为王羲之写了《王羲之传赞》。而学习书法的人，莫不以“二王”为宗，那为何唐太宗却单独要贬低王献之呢？关于这个问题不能简单的只从书法上来说，背后还有其深意，下面我从三个方面来说一下这个问题。

李世民的书法

大唐建立初期，前面经历了动乱的南北朝和短暂的隋朝，当时的文艺潮流是反对浮滑，崇尚风骨。因为南北朝时期，南方文学一直是“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连篇累牍半天说不清个事情。因此从隋代开始，当时的有志之士已经对这种浮华轻薄的文风表示不满了。到了唐初，魏征等名臣更是严词斥责梁，陈文风的浮靡与纤巧，并提出了合南北之长折中相济的文学主张。因此唐太宗李世民首倡以骨力优先的书法理论，是当时文艺潮流在书法上的折射。

唐太宗在《论书》中这样说：

“二王”的书法，现代人看起来好像差别不大，但在唐以前，对“二王”的评价还是很有差别的。例如刘宋时期的羊欣，他对王羲之的书法认为“博精群法，特善草隶”，并且认为王羲之书法达到了“古今莫二”的高度。而王献之的书法虽然也很不错，单是“骨势不及父，而媚趣过之”。

王羲之的书法则是“如谢家子弟，纵不复端正，爽爽有一种风气”，而王献之的书法是“如河洛间少年，虽皆充悦。而举体拖沓，殊不可耐。”同样，擅长书法的梁武帝也夸奖王羲之的书法“字势雄逸，如龙跃天门，虎卧凤阙”。

所以唐太宗贬低王献之书法的原因，是因为梁陈以来多学王献之的书法，梁陶弘景在《论书启》中说：“世世皆尚子敬...海内非惟不复知有元常，于逸少亦然。”当时大家都去学王献之了，都不知道还有钟繇，甚至王羲之都给放到一边去了。

而王献之的书法虽然是从羲之而出，但风格上更加妩媚，而后世学献之，结果越学越媚，柔弱无骨。因此唐太宗贬低王献之在于要摈弃梁陈以来的这种书风，虽然这并不是献之的过错，但李世民褒赞王羲之，力贬王献之，是想要从源头上截住这种不正之风。

唐太宗书法师承虞世南，而虞世南的书法师承隋智永，而智永又是王羲之的七世孙。张怀瓘《书断》中曾记载，一日唐太宗模仿虞世南的字体写了个“戟”字，但最后那个“戈钩”没写，让虞世南给写了。

然后拿给魏征看：“老魏，你来看看，我现在学老虞的字，写得怎么样了？”魏征看了之后说：“陛下，您这字写得还真不错了，这个字中最好的一笔就是这最后一笔的钩。”唐太宗深深叹了口气，心里说：“尼玛，还真懂书法啊！”

虞世南的书法美学接近儒家的中庸思想，写的字中正平和，被誉为“君子藏器”。唐太宗一直都对虞世南惺惺相惜，而对他们这一派的祖师爷王羲之更是推崇备至，也就理所当然了。

以上就是翰墨今香对唐太宗李世民为何贬低王献之的看法，希望能够关注我，了解更多书法知识。

谢谢你的提问。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千千千里马。唐太宗对王献之的打击，我们今天可以用“对不起人家的巨大贡献”来评论。

但是，从汉字发展史的角度来说，唐太宗对王献之的打击和对王羲之的褒扬也一次影响深远汉字统一政治。毫不夸张地说，唐太宗对王羲之书法的推崇，也为唐代的社会发展，特别是科举考试，铺平书法规范的道路，这确实是历史的需要。

南北朝时代，汉字的书写规范是没有一个统一标准的。隶书、魏碑、楷书、行书、草书，都可以写。

但是历史好像也在给唐太宗安排好了似得，东魏北齐一直到隋朝，汉字也在自觉加速统一。

所以，唐太宗以王羲之书法为标准，实际上对社会发展是有积极意义的。

汉字从唐朝开始到今天完全一样，都是楷书、行书和草书三种写法，你可以想象一下，唐太宗的贡献是不是非常伟大？王羲之的书法体系，是不是在唐朝以后的一千多年里是一种主流？

至于唐太宗狠批王献之的话，确实有些极端，这还不算，还要毁坏王献之的书法作品，这就是一种文化破坏了。

但是，历史的选择是公正的，历史社会都没有抛弃王献之，而是把他与王羲之并称为二王。

书法既需要统一的标准规范，也需要丰富多彩的个性。唐代的楷书大家就有欧、虞、褚、颜、柳等数位大家，他们也有各自不同的风格，也与王羲之有不一样的风格，但是，总体还是一个范式。

唐太宗为什么推崇王羲之贬低王献之?

王羲之与王献之并称“二王”，在书法史上王羲之被誉为“书圣”，王献之被誉为“小圣”。

唐太宗《王羲之传论》云：“献之虽有父风，殊非新巧。观其字势疏瘦，如隆冬之枯树；览其笔踪拘束，若严家之饿隶。其枯树也，虽槎枋而无屈伸；其饿隶也，则羁羸而不放纵。兼斯二者，固翰墨之病欤！”对此有的学者认为，在初唐李世民要学书，必是从王献之人手，因为那时王献之的手迹比其父的容易得到。后来李世民才看到王羲之的墨迹。李世民也许不甘心居于王献之之下，便把其父抬了出来。

张怀瓘《书议》曾这样评价王献之在书艺上的创造：“子敬（王献之）才高识远，行草之外，更开一门。……子敬之法，非草非行，流便于草，开张于行，草义处其中间。……有若风行雨散，润色开花，笔法体势之中，最为风流者也。”所以虽然太宗贬低献之，推崇羲之，但历代以来学习献之的书家不占少数，尤其是献之的草书，张旭、米芾等草书大家的技法皆与献之一脉相承。

王献之书并非只唐太宗不喜。

孙过廷书谱中有言，谢安素擅尺椟，而轻子敬之书，安尝问敬，卿书何如右军，答之，故当胜。从这段话可见王献之书法，自称已超过他父亲王献之，可见王献之既自负，又怀嫉妒之心。羲之，献之高下立判。

王献之书法继承其父研秀遒美风格，而更加健俊挺拔，子敬之书，虽未必及得上王羲之，也在伯仲之间，讲中国书法，二王父子是绕不开的话题。

唐太宗贬低王献之，称其书，观其字势，疏瘦如隆冬之枯树，览其笔踪，拘束若严家之饿隶。语出唐太宗王羲之传论。这样贱踏王献之，献之书当真如此不堪?

唐太宗最喜王羲之书法，王羲之被称书圣，即是从唐太宗始，传唐太宗得兰亭序，喜爱之极，后随太宗殉葬昭陵。唐太宗王羲之传论称其书法，观其点成之工，裁成之妙，烟菲露结，状若断而还连，凤翥龙幡，势如斜而还正，玩之不觉为倦，览之莫识其端•••••••

唐太宗扬父抑子两段话明显可以得出贬低王献之即是为了抬高王羲之的目的，唐明皇也是夸张之意，不必较真。

本人也是书法爱好者，下附临写，抛砖引玉，敬请指正，谢谢!

谢邀。

唐太宗曾批王献之“翰墨之病”，关于原因，后人多有揣度，其中不乏脑洞大开说什么“觉得崇拜儿子比较丢脸，崇拜老子就显得高人一等了”云云，这些大多作不得真。

我们还是严谨一点，唐太宗批王献之是从《王羲之传论》来的，原文为：

献之虽有父风，殊非新巧。观其字势疏瘦，如隆冬之枯树；览其笔踪拘束，若严家之饿隶。其枯树也，虽槎枋而无屈伸；其饿隶也，则羁羸而不放纵。兼斯二者，固翰墨之病欤！

可见，他的观点是：王献之的字如枯树、若饿隶。

唐太宗为何贬低王献之？

古云，太宗文皇以天下之力墨法书，以趋天下之才书学。而不能脱人面目。

文皇书法，远接右军，晚来手敕，清远绝伦。

可见近喜而迷王羲之书，而米芾:《书史》记载“宗办力学右军不能至，复学虞行书，欲上攀右军，故大骂子献（王献之）”

如何去骂献之，而无古撰其缘由，仅从米芾（书史）有載记，因而分析其缘故，作为今人只有臆测分析了。

表面是因喜右军书有加，而排斥献之，在唐代，献之的书法也受到喜欢，皆因为献之青出于蓝之草书，而尽情性不羁而有连绵笔画，潇简疏宕，而文皇彬彬，而不喜献之的放诞之书，这种风格，或许对太宗文皇感觉臣民有乱对王羲之书的嗜好，过分而骂。

另一个原因，文皇笔意因崇右军，其书有了右军笔意，不愿天下与己有冲，鼓舞而重王羲之书。也是自我重之，自私的表现。

从随葬“兰亭序”可见至死不渝于右军书之风神。达到了痴迷固执己见。之情结。

分析归分折，真正的愿因还是一人独尊，话说自在目无天下。可能随意一言，天下闻之，而传至今时。

对此聊为谈资而罢了。无须深究。

其实是这样的，这是封建统治者的统治手段。封建社会崇尚孝道。百善孝为先是中华民族的美德。以孝治国，是历代皇帝的治国根本。

唐太宗贬王献之书法的原因是，王献之与当时宰相谢安的一段对话。谢安问：“卿书何如右军”？回答说：“固当胜”。谢安说“物论殊不尔”。献之又回答说：“时人哪得知”？从这段对话中我们看出王献之口无遮拦，年少轻狂。这在士族阶层执掌朝政，皇权衰微的东晋时期，并不是什么大不敬的言论。却成为了李唐王朝的一个把柄。他们要维护自己的统治，推崇的是曾参这样有孝行的人。

曾参曾经到一个地方，向人打听这是什么地方，人家告诉他，这是“胜母里”。曾参回头就走，耻于进入。而王献之自己大言不惭的说自己的书法胜过父亲，在李世民看来，就是大不孝的行径。借贬王献之书而宣扬孝道。

我认为李世民的作法完全正确。一个没有孝行的人，他决不可能是个讲诚信，守仁德的人。当然这并非是指王献之有什么出格的地方。他的言论是缘于当时的社会背景。而李世民不过是借题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