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看？

依我之见：俗话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汉奸卖国贼，都会惺惺相惜。同样，吕思勉虽然在国学方面是大师，”但是”一一在国家民族认同和爱国还是出卖国家丶出卖民族利益大事大非面前他就是一个典型的汉奸卖国贼，或以汉奸卖国贼的心态和立场来评价洗白汉奸卖国贼秦桧的，因为他洗白汉奸卖国贼秦桧，就是洗白他吕思勉自己，并以此来贬损爱国英雄岳飞，才能抬高众多汉奸卖国贼自己，或者说抗战时期一大批具有汉奸卖国贼心态与吕思勉系一丘之貉，他们有吕思勉在贬岳抬秦的與论邦助下，当日寇要灭亡中国他们出卖民族国家利益也就心安理得了，甚而至于象汪精卫之流也会为出卖民族国家利益成立“汪伪"汉奸政府成为日本人的走狗邦凶。

同理，几千年留传下来查办偷鸡摸狗的案件也如此，谁听说小偷承认自己是小偷？秦桧他承认卖国吗？吕思勉他承认他有卖国心态和作汉奸的情结了吗？作汉奸卖国贼的永远不会承认的。当今社会上也有不少类似的汉奸卖国贼，他们承认吗？

以上意见仅供参考，不当之处请见谅。

我是萨沙，我来回答。

吕思勉这个所谓的国学专家，历史学者，水份是非常大的。

因为他压根没有受过正经的教育。

吕是1884年出生，除了四书五经以外，他唯一的正经教育就是上过江阴小学。

在22岁的时候，吕是小学教员，在常州私立溪山两级小学堂教书，讲授国文、历史。

1909年，25岁在常州府中中学堂担任中学老师，教历史、地理。

随后他基本是在各种小学、中学任教，普通教员而已。

到了1925年，41岁写了一部《白话本国史》。

这部历史应该是吕差不多20年教学内容的总结。

然而，这部历史书认为向金国屈膝投降是正确的，认为秦桧是国家栋梁，认为岳飞不是民族英雄。

当时恰逢918事件，日军大举侵华，抗日志士都以岳飞自居，抵抗外辱。

国民政府认为吕思勉理论荒唐，明显是为了黑而黑，超出历史讨论的范围。

政府要求吕思勉将这部分内容删除，通史还可以继续出版。没有删除已经出版的通史，被查禁12年之久。

有意思的是，比如周作人等后来认为汉奸的文人，对于吕思勉都力挺，认为秦桧的作为没有什么大错。后来这群人，果然就成为汉奸。

其实这段历史，大家翻翻任何一本正经学者写的宋史，都可以看得一清二楚。

岳飞问题且不谈，秦桧卖国以及为了在斗争中获胜而力主屈膝投降，是板上钉钉的事情。

如果说秦桧卖国是为了争取时间，积蓄力量，将来能够卧薪尝胆北伐。对不起，至少秦桧当政的时候，没有任何振兴国力，准备北伐的成绩。

所以，秦桧卖国是毫无疑问的事实，这个没有什么值得讨论的必要，稍有智商的人都应该知道。

然而，吕思勉既然教了20年历史，为什么明知道在外寇入侵的大环境下，国家民众力挺岳飞，仍然刻意唱反调？

只有一种解释，就是哗众取宠，创造卖点，希望书能够卖的更好。

吕思勉是文人，他的收入主要依靠版税，书卖的越多赚得越多。

这就同鲁迅写文章刻意骂人尖酸刻薄一样，越尖酸越有人买来看，鲁迅的收入也就越高。

说通俗点，也就是这么个道理。

这个《白话本国史》，萨沙看过全文。可以说文笔粗陋，对于历史历史掌握有限，尤其深度不足（主要是阅读量不足），历史常识错误非常多。

可以看到，吕思勉并没有正经学习过历史，他的学历也仅仅是小学。

充其量，他只是看了几本老旧的历史书籍，加上20年的教学经验，将自己讲课的东西写出来而已。

但他教课的对象不过是中学生，这同写一本权威严肃历史是有非常大的距离的。

后人认为，吕其实只读过二十四史，其中《史记》、《汉书》、《三国志》读过四遍，《后汉书》、《新唐书》、《辽史》、《金史》、《元史》读过三遍，“其余都只两遍而已”（《自述学习历史之经过》）。

可以说，他的这点阅读量，即便是古代的知识分子，只要对历史稍微有研究的也超过这个水平。

虽然算不上才疏学浅，但吕的学问绝对不高。

而喜欢语出惊人的写书者，多半就是这类人。

如果真正是学术权威，是不可能说一些偏颇的观点。

其实，吕思勉如果不是生活在民国乱世，而是在今天。以一个小学文化水平的中学老师，想要出一部中国通史基本就是无稽之谈，也绝对不会有人会去买。

“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这是自古以来几千年正统国学儒家的思想观点，我不知道其所谓的国学大师究竟是怎么当上的？为乱臣贼子翻案，为忠臣义士抹黑，误尽天下苍生，祸国殃民，算什么国学大师？只不过又是一个小丑罢了，更增加了些人们茶余饭后的笑料耳！

他是哗众取宠，想为自己出名而已。

1923年，吕思勉在《白话本国史》一书中对岳飞和秦桧提出了一些与众不同的看法，主要有5点:

一、岳家军没那么强

南宋建国时军力较弱，岳飞及韩世忠他们的军队都是刚组建的，大都非民即盗，遇到金兵失败较多，只能拿来平定草寇，，无法与金兵长久对抗。虽有小胜，但于大局无补，改变不了金强宋弱的大格局。

二、岳飞也是军阀

南宋诸位大将，把持军区内的财政大权和人事大权，乃是架空中央的军阀。南宋如果继续与金国打下去，就只能容忍他们，如果和谈成功，朝廷才有机会收回兵权。

三、岳飞的战功被严重夸大注水，不少战事是虚构的。

四、为秦桧“平反”

吕思勉认为，秦桧不是金国的奸细，主张议和也不是卖国，和议在当时，本是件不能避免的事，但是主持议和的秦桧却因此而大负恶名，受了冤枉。

五、杀岳飞有利于国家稳定

岳飞被杀，韩世忠被明升暗降，其他大将的兵权也陆续被收回，南宋才得以摆脱军阀割据的可能危局，免强可以立国。

吕思勉的这些看法在当时引起了巨大的争议，但只是学术上的争议，有赞扬他直言不讳的，而更多的人指责他是哗众取宠。但是都没有上纲上线到爱国卖国的程度。但是到了1931年时，尤其是“九一八”事变后，突然大变，舆论开始指责他，说他贬低岳飞，并为秦桧喊冤，是在替主张对日和谈的民族败类辩解。

1935年，南京市市长石瑛表示:“岳飞忠秦桧奸是千秋定论，勿庸质疑。该书居然诋毁岳飞推崇秦桧，可谓居心叵测。”同时他下了禁令，严禁学生阅读吕思勉那本书。南京《朝报》力挺该书，和市长唱反调，刊文为吕思勉抱不平。而《救国日报》则大骂吕思勉纯粹是汉奸，并攻击《朝报》替汉奸说话。两个报纸天天对骂，把此事炒成了热点。吕思勉没想到自己会被炒成“网红”，当然是被抨击的“网红”。

1935年4月，国民党党部介入此事，要求吕思勉修改这本书，去掉那些抹黑岳飞抬高秦桧的言论，吕思勉被迫照办了。但是，《救国日报》并未就此放过吕思勉，一纸诉状告上了法庭，指控他犯了“外患罪”——贬低岳飞，是削弱国人的抗日意志，是向日本侵略者讨好；为秦桧喊冤，是替“主和派”汉奸们开脱。法院则认为吕思勉这本书写于东北沦陷之前，不可能有向侵略者献媚，为汉奸开脱之用意，只是“个人研究历史之评论与见解”，不构成犯罪。

相信绝大多数人是不赞同吕思勉贬低岳飞而抬高秦桧这一看法的。

研究历史有三个最可怕的地方，其一是权力干涉历史，使研究历史的人，不敢说真话。其二是根本不知历史为何物的草莽，只要历史学家一说与他的固有认识相悖的观点，就要掀翻桌子打人。其三是一伙不合格的历史学家，不认真钻研自己的学问，专门溜须拍马，而这里的溜须拍马，还不仅是溜上方的须（为了谋官），还要拍下方的马（为了捞钱）。

吕思勉说得对不对，咱且不论。但你们要骂他也好赞他也好，总要把他写的文字拿来看一看吧
——很遗憾，之前回答这个问题的人，以及阅读回答的人，90%根本就没看吕的文字。

所以司马就先把原文拿出来给大家过过眼：

首先，是吕思勉《中国通史》一书中的整体论述：

宋南渡以后之兵，以韩、岳、张、刘为大。四人在历史上，都号称名将，而且都是我国民族的英雄。可惜刘光世死后，其兵忽然叛降伪齐，留下韩世忠、岳飞、张俊之兵，号为三宣抚司。秦桧与金言和，乃召三人论功，名义上虽各授以枢府，而实际上则罢其兵柄。未几，岳飞被害，韩世忠骑驴湖上，亦做了个闲散的军官了。

我们看，这里的论述，和今天普罗大众的认识，相差并不遥远。

其次，再看吕思勉《白话本国史》一书里的详尽论述，当然这里文字太多，就只能由司马作个概括了，有谁认为司马概括得不对的，欢迎他去读原著，然后再来解释一遍。

吕的观点主要是这几个方面：

1、岳家军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强。南宋实际还是比较弱的，岳飞确实打了一些胜仗，但基本上是小胜，但于大局无补，改变不了宋弱金强的大格局。其他将领更是败多胜少。而岳飞的战功，其实被严重夸大注水，不少战事是虚构的。

2、岳飞也是军阀，南宋诸位大将，把持军区内的财政大权和人事大权，乃是架空中央的军阀。南宋如果继续和金人打下去，就只能容忍他们，如果和谈成功，朝廷才有机会收回兵权。岳飞，实际上也是军阀。

（以上两点还是可以接受的，让人难以容忍的是下面两点）

3、吕思勉居然为秦桧“平反”。他说秦桧不是金人奸细，主持议和也不是卖国贼：“和议在当时，本是件不能避免的事。然而主持的秦桧，却因此而大负恶名，真冤枉极了。”（这个司马并不认同）

4、吕思勉居然说：杀岳飞有利于国家稳定。岳飞被杀，韩世忠被明升暗降，其他大将的兵权也陆续被收缴，南宋才得以摆脱军阀割据的可能危局，勉强可以立国。（这个司马更不认同）

老实说，这样的观点，确实很惊诧，听惯了《说岳全传》这一类评书的人，肯定会跳起来大骂。

但其实反响还算平和，争议确实巨大，不过也真有他的支持者，当然骂他哗众取宠的也不少，总体来讲，属于学术探讨范围，也就是说，没有上纲上线，像今天在问答上出现的这样，一大帮人群起攻之，骂他不爱国，甚至是卖国。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吕思勉出版《白话本国史》的时间，是1923年——距离抗日战争爆发足足有八年之久。更多人的关注点，是周璇胡蝶的电影，或是这一年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一个历史学者对古代历史的观点，就算再争议，也得不来大众的关注。

但是这本书居然流传了八年，到了1931年，有舆论开始关注吕思勉，关注他说的那些话。1935年，更有官方人士出来表态，譬如当时的南京市长石瑛出来表示：“岳飞忠秦桧奸是“千秋定论”，不容置疑！该书居然诋毁岳飞推崇秦桧，可谓居心叵测。”随即更颁下一道禁令，严禁学生阅读此书。

大戏由此上演。南京有一份报刊叫《朝报》，出来力挺吕思勉，说人家谈的是学术，你石瑛却是一个当官的，凭啥干涉学术？另一份报纸《救国日报》，正好是《朝报》的竞争对手，立马跳出来攻击，说你居然替汉奸说话，这是啥立场？

原本是书里的话题，这就演绎到了舆论的争论——大家都懂的，中国人别的都不关心，唯独对于吵架，最富有旁观的热情。所以两份报纸迅速卖火了，街头巷尾人人都在议论这事。

终于，引起了国民党党部的注意，他们出面找吕思勉谈话，要他去掉那些抹黑岳飞抬高秦桧的言论。吕思勉迫于压力，照办了。

不过，《救国日报》觉得还有剩余价值可用，他们接下来又把吕思勉告上法庭，说他贬低岳飞，是向日本献媚；为秦桧喊冤，是替汉奸开脱。

法官笑了，你当我们都是业余的么？吕思勉这本书，写作时间是在中日开战之前，他献个什么媚，开个什么脱？最多说他是个书呆子，只是“个人研究历史之评论与见解”而已，犯个什么罪？

而学术界，如胡适和宋史专家张荫麟，则出来支持吕思勉。

那么，是不是真的吕思勉有卖国思想？拉倒吧，你要知道，吕思勉曾被称为：“孤岛上的斗士”，抗战期间，他以“野猫”、“乃秋”、“六庸”等化名，写了许多洋溢民族正气、揭露日寇暴行的文章刊于租界内的抗日报刊上。

回到岳飞这个话题本身，吕思勉对南宋国力偏弱、无法恢复中原的认识，司马是赞同的。说岳飞无法改变当时的战局，南北议和是客观实力的见证，也是赞同的。但赞秦桧、贬岳飞，甚至说南北议和非杀岳飞不可，司马也以为谬甚！但谬在一处，并不能否定大局。实际上，这种谬误的产生，根源在于那个时代，极力对传统历史的否认，譬如说以前赞孔子，当下就得骂孔子才是时髦，底子里其实是一模一样的。吕的问题，是出在这里。

1923年，近代史学家吕思勉写了一本名叫《白话本国史》的通史，书中阐述了“贬岳飞尊秦桧”的奇葩观点，与主流观点相悖，曾一度作为中学历史选修教材。

八年后，九一八事变爆发，社会舆论纷纷指责吕思勉贬低岳尊秦的观点，一时激起了巨大的民愤。1935年，民国教育部严禁学生阅读，吕思勉还被人告上法庭。

同年，南京市长签发训令，令社会局严禁吕思勉的《白话本国史》于未删正前在南京销售，并签发公函称：“岳武穆之精忠与秦桧之奸邪，早有千古定论。”

当时的报纸也刊发评论说，该书“于武穆极丑诋之能，于秦桧尽推崇之致，不知是何居心？”时值中华民族抵御外敌之际，吕思勉的书中观点受到各方谴责。

简单介绍一下这位近代史学家，吕思勉，江苏常州人，除了史学家名号外，还被冠以国学大师的称号。他与钱穆、陈垣、陈寅恪被严耕望称为“现代四大史家”。

吕思勉主要从事历史研究和教学，早年在多所学校任教，曾担任光华大学历史系主任和代校长。新中国成立后，吕思勉入华东师大历史系任教，被评为一级教授。

吕思勉在史学界的地位，正是由他所写的《白话本国史》所奠定。这本书当时在史学界引起了很大的关注，被认为是吕思勉独自开创了中国通史编撰的先例。

那么，书中都表述了哪些“贬岳尊秦”的观点呢？吕在书中给了秦桧较多正面评价，将岳飞说成是“军阀”，认为他“只在郾城打了胜战，其余战绩全是莫须有”。

吕思勉认为：“韩世忠、岳飞、张俊、刘光世等人都是招群盗而用；既未训练，又无纪律，全都靠不住；而中央政府既无权力，诸将便开始骄横起来。”

对于秦桧，他说：“秦桧一定要跑回来，这正是他爱国之处，始终坚持和议，是他有识力、肯负责之处。”“和议在当时是不能免的事，秦桧不是金朝的奸细。”

吕思勉称：“主持和议的秦桧却要负大恶名，真冤枉极了”，“能解除韩岳飞二人的兵权，是他手段过人之处”。他认为岳飞抗金事迹被夸大，朱仙镇大捷不存在。

吕思勉的观点在两年后得到胡适的支持，胡适曾说：“宋高宗与秦桧主张和议，确有不得已的苦衷。”“秦桧有大功而世人唾骂他至于今日，真冤枉也。”

那么，吕思勉为何会产生这些与主流意识相背离的观点？这就要从吕思勉的写史方法和当时的写作背景来揣摩，他采用了“依现代之事，去推古事之真相”的方法。

这个方法与元代的《文献通考》中使用的方法一样。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中国正值军阀混战之际，吕思勉认为现在全是骄横的军阀，从前的韩岳张刘怎会公忠体国？

这就很明了了，吕思勉对当时的军阀混战甚是不满，在他眼中，这些骄横的军阀一直把持着时局。所以，他由此推断出南宋时的岳飞等人不是真心报国而是“军阀”。

由此可知，吕思勉当时不是史观除了问题，就是单纯的为了标新立异或者哗众取宠。除此之外，别无它因，原因是他不热衷政治，也没有派系，仅仅是一个文人。

吕思勉在写《白话本国史》时，对比了宋、金二史中的相关记载。他认为完颜宗弼渡长江时，岳飞始终躲在江苏，眼看着高宗赵构受金人的追逐，没有去救援。

吕思勉的这种认识是不客观的，有悖史实的。在金人渡江时，主将杜充降敌，其他宋将纷纷败逃，只有岳飞孤军苦战，取得了几次大捷，当时他只是一个中级军官。

正是他的奋战，才使金军有后顾之忧，没有放手追高宗，被迫北返。吕思勉的说法不够客观，主管猜测的地方甚多，这些都建立在他不信任《宋史》基础之上。

吕思勉的观点在抗战期间，受到社会各方的批评与质疑。甚至有人以“诋毁岳飞，危害民国”的罪名将他告上法庭，说他骂岳飞，是为了讨好日本人，想当汉奸。

最终，法院判定吕思勉“无通谋外国，危害国家之事实”。说吕思勉骂岳飞是为了讨好日本人，这显然是一种恶意中伤，原告者本是媒体人，只是为了吸引目光。

1938年，吕思勉对《白话本国史》进行了修改，特别加了一段话，大意是每当有外敌压迫时，总有一帮唱高调的人，议论看似正大，居心实不可问，但真相依然存在。

抗战期间，围绕着对岳飞与秦桧的崇贬之争，关乎爱国与卖国之争。凡抗战救国者，均以岳飞的精忠报国精神自励，而投靠日伪的卖国求荣者，自然想给秦桧翻案。

综上，吕思勉之所以会有“贬岳尊秦”的观点，主要是源自他的写史方法及自身的史观，仅是一个学术观点。除此之外，可能像一些人说的哗众取宠吧。

吕思勉（1884—1957），现代历史学者，《白话本国史》为其史学著作之一。

学者之言各有见解，就像春秋时代的诸子百家一样，各从自己的角度考证问题，自述己见，成一家之言。一家之言未必都完全正确，因为时代背景的局限，不乏偏颇之处。所以读书不能仅读一家之书，读各家之书，择其善者而从之，对其不善者而改之，是为“扬弃”。

《白话本国史》，强调中国是多民族国家，按照历史顺序，叙述每个王朝的兴衰，各种重大历史事件的前因后果，政治军事的成败得失，及其与边地少数民族的关系。《白话本国史》成书于1923年，时值国内军阀混战、割据，作为著名学者，吕思勉先生难免有古为今用的思维，以历史映照现实。

吕思勉在该书中指出，宋王朝仓惶南渡之后，内部问题太多，局面复杂——没有完全的国家军队，各家军队的将帅骄横自大，不听中央调遣，尾大不掉，向朝廷予取予求，借机壮大自己，佣兵自重，占地征税，威胁中央政权。军事统帅岳飞、韩世忠、张俊的对金作战，实际上也胜少负多。

而秦桧在北宋灭亡后，立赵宋有功，政治主旨是攘外必先安内，通过谈判向金人要回陕西河南之地。这是在当时历史背景下，对国内军阀割据的批判。后来抗战爆发，吕思勉又对书中内容进行了适当修改。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的韩非子在《五蠹》中就曾说：“ 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文人们常常靠笔杆子扰乱法度，侠客们往往用暴力触犯法律。

历史上不乏一些无耻文人为了自身的利益投机钻营唯利是图，难免就是既要当婊子，又想树牌坊，既为自己追求名利摇尾乞怜蝇营狗苟，又想为自己的丑恶嘴脸扶脂抹粉妖言惑众。

历史上每逢在国家内外交困，军阀混乱，社会动荡、民族危机的情况下，更不乏奴颜媚骨丧心病狂的奸险之徒，他们根本对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及人民安危置之不顾，甚至会倾覆社稷，靖康之耻就是投降派主张的所谓的称臣纳贡割地赔款的议和所致，宋钦宗在被掳北去的途中，总算是幡然醒悟，看到自己国破家亡沦为阶下囚，不觉悲从中来，掩面大哭哽咽着说：‘’宰相误我‘’。可他的宰相文武大臣等一班朝廷命官又乐颠颠地为新主子奔走效力去了。有的成为金国的座上宾，有的成为伪楚张邦昌的众爱卿。钦宗更是悲从中来，赋诗《西江月》一首：历代恢文偃武，四方晏粲无虞。奸臣招致北匈奴，边境年年侵侮。一旦金汤失守，万邦不救銮舆，我今父子在穹庐，壮士忠臣何处？

公道自在人心，忠奸早有定论，民国时期，有的人贬低岳飞并为秦桧喊冤，是在替主张对日和谈的民族败类辩解。贬低岳飞，就是削弱国人的抗日意志，是向日本侵略者献媚；为秦桧喊冤，就是为卖国求荣找借口，是替主和投降派汉奸们开脱罪责。包括吕思勉等人忠奸不分的反动言论也在预料之中，不然怎么会有：家贫出孝子，国难显忠臣。

吕思勉，江苏常州人（秦桧是南京人，常州与南京相邻，算是同乡），史学家，钱穆弟子严耕望把他与钱穆、陈垣、陈寅恪并称为“中国四大史学家”，仅为一家之言。实际当时蜚声中外的国学大师及史学大家，是梁启超、章太炎、王国维、陈寅恪、黄侃、罗振玉、刘师培、钱穆、顾颉刚、熊十力、刘文典、胡适等人。

要了解吕思勉为什么贬低岳飞而洗白秦桧，首先要搞清楚他治学思想是如何演变的；而要搞清楚他治学思想的演变，则必须搞清楚他与三个人的关系，这三个人依次是屠寄、钱穆、胡适。

吕思勉师从晚清乾嘉学派的三大名家之一的屠寄治史，遵循传统历史学派的治史方法，着重摘抄读史笔记。在屠寄指导下，吕思勉23岁即遍阅《二十四史》，此时的他辗转于常州、南通、南京、上海等地，在普通中学任教，默默无闻。

钱穆是吕师勉的学生，但钱穆史学功底极为深厚，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出师后声誉鹊起，不久被燕京大学聘为教师，而老师吕思勉仍呆在地方中学任教。这事触动了吕思勉，他烧毁十余年辛苦摘抄的笔记，抛弃了传统的乾嘉学派治史思想。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以胡适为代表的留洋学者形成新文化派，发起以“整理国故”为核心的新文化运动，倡导全面批判旧学、重新估定一切、以西方科学理论改造东方传统文化的全盘西化思想。

吕思勉接受胡适新文化派的观点，提出“用新方法整理旧国故”的“新史钞”历史观，并写进《白话本国史》的序言中，作为撰写这部史书的主线。在这种观点引导下，他写出《关（羽）岳（飞）合传》、《三国史话》等历史文章，把岳飞说成不听调遣、拥兵自重的军阀，把秦桧说成“忍辱负重、曲线救国”的英雄，彻底否定了岳飞，颠覆了千百年来的早已盖棺定性的历史结论。

1923年，吕思勉编撰的我国第一部白话文史书《白话本中国通史》发表，胡适看过后大为赞赏，特意在主流报刊上发表文章推荐这部书。由于胡适的推荐，此书大为畅销，吕思勉也由一个默默无闻的普通教师，一跃成为红遍全国的历史学家。

然而，随着日寇侵华战争开启，国内局势急剧变化，国家危亡，对政界、文化界都产生了极为巨大的影响：

文化层面：“九一八”事变后，日寇加速侵华，英法美对同为资本主义的日本实行绥靖政策，国人觉醒，不再对美英调停抱有幻想，章太炎的高徒鲁迅等新一代大师对胡适鼓吹的“全盘西化”思想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吕思勉知道自己误信胡适那一套酿成大错，但此书早已传遍全国，不可挽回了。

政府层面：蒋介石为首的亲美派和汪精卫为首的亲日激烈对峙，汪精卫通过胡适拿到吕思勉的《白话本国史》，据此提出“妥协退让才是曲线救国的上策”，蒋介石坚决反对，下令政府查禁了吕思勉此书。关于岳飞和秦桧的争论，历史上首次上升到了国家是战是和的大政方针层面。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将吕思勉下放农村，令其闭门悔过。吕思勉痛定思痛，遂重拾恩师屠寄教导，深入研究史学，发表《中国井田制度》等含金量极高的史学文章，彻底批判了胡适“井田制不存在”等一系列谬论，成为了真正学贯古今的史学大家。

解放后，新中国把光华大学并入华东师范大学，把吕思勉聘为华东师大终身教授，支持他编撰《秦汉史》、《先秦史》、《两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中国民族史》、《中国制度史》等史学专著，吕思勉在史学界的地位，比民国时代更高了。

时下黑始皇，杀岳飞之风势众，浪高，一波高一波，一浪高一浪，毫无底线的挑战新中国成立后历史教科书的定论。当前这段黑风大摇大摆地走向台前。

让人不可思议，这些人在拼命讨论学术还是另有图谋？他们为什么契而不舍的放不过历史人物？

我等底层人的耽忧是否多余？

此风不止当乱人心，后果不容忽视。